26.董卓杀太后及弘农王，京都大乱（《魏武纪》）
    27.汉末，诸葛瑾扶继母避乱江东（《诸葛瑾传》）
    28.（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陈寿上晋武帝书》）
    表中各摘句在各自的纪传中，往往是孤立的，只能表达字面上的涵义。撮合入表后，实际相当于这一年（189）的大事记。按它们在这年发生的先后次序理顺，各摘句在表中与上下摘句联系起来理解，其语境便显示出更为丰富的逻辑义理，例如1～12，尽管没有明文，但以意求索仍显示：太后临朝的政治支柱是阉宦集团；外戚集团何进四出募兵便涵蕴着他本身的实力不足以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显贵集团袁绍、袁术既能须臾间全歼阉官便涵蕴着何进与袁氏联盟的目的并不止于从阉宦攫取权势，也涵蕴着何进预料丁原、袁绍、袁术显贵集团可能捷足先登取代阉宦集团、奉太后、挟少帝而执政；何进迫不及待募兵的到来，乃召董卓、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城便涵蕴他早存挟天子令诸侯的野心；“欲以胁迫太后”便涵蕴着实欲以胁迫显贵集团。在这一点上，何进成功了，也失败了。
    13～26，外戚、内宦相争，董卓坐收其利。他逐步消灭了显贵集团在京城的军政势力，实现了何进所不能实现的夺权野心。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董卓一死，这一规律又验证在曹操身上。
    综上所述，根据“汉末”这一独特概念可以推考判断《三国志》中某些并未明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某些经历，填补陈寿记载的粗条虚线的空白段。例如，诸葛玄与袁术的政治背景并未明载，但据表中1→15，16，17， 可以判断鲍信是太山郡人，奉何进命在本郡募兵。供应兵源是地方官吏的职责（《魏武纪》“曹操兵少，乃与夏侯惇诣扬州募兵。剌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可证）。这时，诸葛圭任太山郡丞不能不参与募兵事宜。诸葛玄必定有他的一番官场经历，绝不可能一步登上秩二千石的豫章太守。诸葛玄既然能在赴任前料理从兄后事，就可能原任太山郡内县的令、长，郡的长史、主薄之类的官职。他就不可能不协助募兵事宜，因而，鲍信对诸葛玄有较深的印象。鲍信与袁术都曾任警卫京城的中级武吏。鲍信率太山兵卒回京城时，何进虽死，袁术却显赫新贵任后将军。鲍信便向袁术推荐了诸葛玄。董卓、袁术也正极力拉拢人材扩张地方政权，便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如果何进不死，鲍信也会向何进推荐的。据表中20，我们也可以意求索：鲍信鉴于曹操微服间道摆脱董卓控制的，他便藉递传诸葛玄的署任令顺利地回到太山郡。
    诸葛玄接到署任令，便打点行装准备赴任。怎奈从兄诸葛圭弥留病榻，临终托孤。等到料理完从兄丧葬，一个难题又摆在诸葛玄眼前。三个孤侄：十六岁的诸葛瑾（据“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推知）、九岁的诸葛亮（据“建兴十二年卒，时年五十四”推知）和六七岁的诸葛均。他都可以一肩承担抚养责任，携带到豫章去。大侄还可帮助处理应酬琐事。可是寡嫂怎么安置？当然不能将她撇在家乡不管。跟他一同赴豫章？那是万万行不得的。当时社会上的封建意识，在礼教上叔嫂应严格遵守避嫌（《魏武纪》载曹操认为“盗嫂”是以白为黑、欺天罔君的社会恶俗，令下必除。可证）。最后，他考虑了一个两全之策，即打发大侄扶继母去京城洛阳。母子可以互相照料。大侄在京城求学、求仕都比较方便。后将军袁术也一定会助一臂之力的。如是，他携带二幼侄千里迢迢奔赴豫章。
    据表中20→23，26，27，可以判断，诸葛瑾等达到京城洛阳后，袁术已人去楼空。京城旋即大乱，她们人地生疏，被卷入逃避慌乱的人群，一路流浪来到江东，直到后来得到孙权的赏识。
    根表中21，22，23，28可以判断，以当时交通和信息的条件，京城发生的政治变故，途中的诸葛玄是无从及时得知的。直到一路颠沛迟滞临近豫章郊区，才获悉朱皓早已接任视事。原来董卓任用周毖、伍琼荐举的人出宰州郡。他们到任（请注意20的“之官”与21的“至官”二词涵义的区别）后都将起兵讨伐董卓。董卓一面将他们的荐举人杀害，还立即派遣朱皓代替诸葛玄。这对袁术来说是个危险的“不信任”信号。加之，从兄袁绍顶撞了董卓，出奔冀州也正准备起兵讨伐董卓。所以，袁术也怕董卓迁怒加害于己，匆匆投奔离洛阳较近的南阳郡（请注意表中23的“亦”字，在本传的上下文的确看不到运用这个词的语法结构。这便证明陈寿记载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某些经历，有时是散置到有关的纪传的行、句之间）。朱皓是以紧急任务赶赴豫章的，而诸葛玄因处理从兄善后事耽搁迟滞，还没有到任便成了朝廷的“政治犯”（请注意本传中以“汉朝”代董卓，说明朱皓是董卓荐举的。《史记》便以“汉”来区别诸侯的“国”）。诸葛玄看看身边二侄，豫章已是不可久留的是非之地，天涯何处是归程？幸好豫章是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港埠，信息也比较灵通。他打听到署任他的后将军袁术已在南阳郡，便改由水路乘船溯长江、转汉水，先到荆州的襄阳，再弃舟北上投奔袁术，方为上策。这便是陈寿上晋武帝书中所云“避难荆州”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