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对史学经世作用的认识
    万斯同是个高尚其志的人，他力学即以天下为念， 所以“自束髪未尝为时文”（20）。对于那些只顾沽取虚名不顾及世事的读书人，他非常鄙视。为了找到济世的途径，他治学曾经历了三次变化：“弱冠时为古文词诗歌，……既乃薄其所为无益之言以惑世盗名，……已乃攻经国有用之学，……自有书契以至今日之制度无弗考索遗意，论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远，……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意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21）最后他才决定研究明代历史，用史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
    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中国历代史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但他们大多只是从政治史着眼，要人们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延续和强化帝王统治提供借鉴。对于隐藏在政治后面的更深刻的经济等方面因素，却茫然无知，至于社会之发展、生民之休戚，则往往置之不论矣。万斯同在这方面可说是独具慧眼，他要总结历史，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制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从中找出有益于世用的规律性东西，来为现实服务。他要“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於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22）。能对史学的作用认识得如此深刻，当然有着时代和史学本身发展的原因，但是对于一个古代史家，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他的见识过人。
    正因为有以上的认识，所以他在历史研究中并不把眼光只放在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政治文化方面，而是从多侧面着手进行分析研究。在讲会上他所以能“凡礼乐源流，典章沿革，图书曆象，河渠边务，惟所欲奋袖抗谈，问难蜂起，应之如响”（23），正是由于他对历朝典章制度悉心考索，直至烂熟於胸中的缘故。因此可说他的史学“吸纳万流、推倒一世”（24），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他所著之书也一反明末奋臆空谈之风，如《儒林宗派》、《明代河渠考》、《历代宰辅汇考》等，不但在体系上有很多创新，而且也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他的《历代史表》“所编皆历代正史所必不可阙者，用以镜当世之得失，虽附诸史并颁之学官奚不可也”（25）？
    明末政治混乱，士风颓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目睹士人空谈的流弊，欲起而正之。顾炎武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把经学改造成为切合世用的实学。黄宗羲、万斯同也在史学方面做出努力，使史学成为经邦治国的工具，这对清朝一代的学风，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而黄、万也由此成为清代史学的开山人物。
    丙、强调史表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正史应该是包括纪传志表几部分的有机整体。《后汉书》以下的历代正史却往往忽略了志表的作用，对于志表，许多正史都略而不书，这是古代史学的一大缺憾。自杜佑出，史志实际上得到补充，志的作用也开始受到重视。表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注意，刘知几就说过“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的话，这样史表的缺略现象一直严重存在，正如黄宗羲所言：“后汉即有志无表，三国表志并无矣、以南朝而言，晋宋齐梁陈皆无表，梁陈并无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齐周隋皆无表，齐周并无志也。……宋辽金元志表俱备，然据所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岂非读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郑樵通志、文献通考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而补表者古今以来无其人也”（26）。
    万斯同对表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曾对此进行详尽的分析，“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27）。这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深刻论证了表的重要作用，是深得史法之笃论。只有经过对历代史书体系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出如此明晰允恰的结论。
    有慨于史表之缺略，斯同乃发愤补之，著《历代史表》五十九卷。该书上起东汉，下至五代，凡正史无表者都做了补作，凡历代大事、诸帝、功臣、将相以至宦官、方镇都列表以明之。而且所书历朝各具特点，如东汉有云台功臣侯表，宦者侯表；三国有汉季方镇年表；魏、北齐则有异姓诸王世表等，使读者对各代历史的特点，开篇就有个深刻印象，洵为深得史法之佳作。此书问世后，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朱彝尊盛赞他作表之功说：“揽万里於尺寸之内，罗百世於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之失者与”（28）。王鸣盛也极表敬佩：“季野生千数百年下，追考千数百年上事，胪而列之，诚为快举。此种史学，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