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表》在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开了清代补表志之风。继之而作表者，据梁启超所言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周嘉猷《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钱大昕《元史氏族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战国纪年》、《孔孟年表》，官书《历代职官表》等（30）。这是万斯同史学影响于后世之荦荦大者。
    另外万斯同还有一些与史表体系相近之作。他的《历代宰辅汇考》“取秦汉以迄元明宰辅，分职系名以便检核。其於官制增损异同之处，亦间附案”（31）。《历代纪元汇考》“起唐帝尧元载甲辰，讫明崇祯甲申，四千年之间，以年为经，以历朝纪元为纬。令人一展卷而历数长短，年代久近，一统分割，禅继正伪，瞭如指掌”（32）。这些篇幅不大、体系各别的著作，其共同特点是：以极简明的方式，准确揭示历史的丰富内容，为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读本，也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难得的范本。万斯同以他的创建丰富了古代史书的体系，充实了历史编纂学的内容。
    丁、注重史书的写实性
    史书必须反映历史真相，否则便会失去本身的价值。万斯同对此十分重视。
    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从上古的南史氏、董狐起，书法不隐就作为史家的重要美德而受到普遍重视。但是，由于统治者的箝制，史家阶级地位及个人品德等方面原因，史实受到严重歪曲的现象在历代史书中仍大量存在。刘知几对此曾进行了严厉批判：“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33），万斯同对此深有同感，针对明弘治实录颠倒错乱的情况，他徇情曲笔者，他大加挞伐：“吾窃怪当时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杨文忠皆有总裁之责，何乃一无纠正而任其颠倒若是耶？中书之堂，既已伴食，兰台之内，又欲随人曲笔耶？甚哉诸公之靡也”（34）。言辞激切，掷地有声！
    可贵的是，万斯同对此身体力行，在权势的威逼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坚不为动，表现了高贵的史家品德。写明史时“故督师之婣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附忠义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35）。其高风亮节足为百世楷模。
    要想让史书反映历史真相，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历史本身要进行精密考察。万斯同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见解。
    他认为充分占有史料并对史实瞭如指掌，是修史的重要前提。对此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好比一个人去某家，开始看到的是房间格局，慢慢了解了其家财产情况及礼仪习惯，时间既久，才进而掌握了其家人的才能及脾气秉性等，这时他才可以掌管其家之事。显然这个要求只有具有高度史学修养的专家才能做到，所以他对官修史书的作法极为不满，指出：“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於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36）。
    在充分占有史料基础上，还要以敏锐的观察和识别能力，从各个角度对史实进行认真考察，剔除各种主观因素，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此他做了详细分析：“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37）。在他的文集里有多篇文章辨白时人对前人的误评，这反映了他忠于历史的赤诚，也为后人树立了论世知人的范例。
    同所有杰出史家一样，万斯同也很强调对史实的实地调查。年轻时他就多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38），为撰写明史积累了很多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经过修史实践，他对此认识更加明确。他曾举柳芳以开元、天宝轶事询于高力士而著成《唐历》的例子，说明“故老之传闻真有关于国史”（39）。他所以劝温睿临尽早修成晚明之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怕遗老谢世，史事无征。
    在史实考订上，他非常强调实录的重要，“观有明历朝实录，始知天下之大观盖在乎此。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因其事以质其人，亦思过半矣。始叹不观国史而徒观诸家之书者，真犹以管窥天也”（40）。为此，他提出了以实录为主，以它书参证的史实考订办法“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41）。这是他治史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在历史研究上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考订方法。这个方法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万斯同治史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顺便说一下，万斯同的考据精神产生了相当影响，清代考据之风虽不独由斯同发其嚆矢，然其由附庸而大国，斯同亦为推波助澜之人。
    万斯同以毕生精力从事於史学事业，他不但为《明史》的修纂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身关《明史》之第一要人，而且在史学上提出了很多崭新见解，以他的史学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史上建树了不朽的业绩。他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名字应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传万世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