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论东汉一代变故，颇有精采处。他论政很多，也有高论，如《中兴二十八将论》，他在此论中，发表了自己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之论的异议，提出如何处置功臣和选用贤才的看法。他根据西汉功臣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地位，以及最高统治者处置功臣的办法与影响的历史事实。他以为对待功臣实有难处：“直绝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如何是好呢？他认为光武帝总结了历史经验，权衡是非轻重，在经济上给功臣以优厚待遇，把他们养起来，在政权上使用一般官吏，不让功臣左右政治，即所谓“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办法，较为妥当。末了还说：“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意思是，功臣专任，难免“私溺”之失，只有广招贤才，才是“至公”之道。处置功臣，在封建社会里是关系权利得失与社会安危的一项大事，是最高统治者始终感到棘手的问题。范晔是承认功臣之功劳的，并不主张打倒功臣，对功臣不得世泽还有“追诵龙蛇之章”的叹息（11）；但他不赞成功臣占据要津，以妨贤者之路，所以他在是论的末尾笔锋一转，而论“必广招贤之路”，可谓有历史见识。《文选》收编此首，也是有识的。
    象如此论政的高论，范书中并不多见，较多的无非是些以仁义为本、宽猛相济等老生常谈，无啥新见。
    三
    范晔最精采的史论，当数他对东汉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论评。
    《循吏传·序》论道：“光武帝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崇尚轻法，提倡节俭，“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而，时隔不久，“吏事刻深”，政风转变，谏者规讽也不收效了，“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意思是，东汉皇朝起初勤约成风，然而有始无终，变了。何以如此呢？起初勤约，是因君主出身民间，长于战乱，知民事之艰难，务求安定；后来政风变化是何缘故，他话到嘴边又吞下，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摆出了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见识。《酷吏传》的序和论云：自西汉到东汉，始终存在严刑酷法之风。以“酷能”著称者“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煊赫”。《宦官》、《党锢》与外戚等传，也多论及当时的政风，对当时政治风气的转变，论者似寓讽刺之意。
    范晔论东汉的社会风气，突出点不在于论东汉风俗变化，因为那是袭用了袁宏的古今风俗变化论；而主要表现在表扬节义之时，区别诚与伪，揭露饰伪之丑行。
    历史总有复杂的现象，当东汉敦尚节义之时，就有人赶时髦，要名誉，矫行饰伪。对此，范晔主张“推仁审伪”，以“辨贞邪”（12）。如对“党恶误国”的胡广，讥其“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还说此人“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疾，及免归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这似乎是表扬，其实是贬斥。并有“胡公庸庸，饰情恭貌”的定论。（13）因为这种人当面装好人，背后专搞鬼，伪饰是其钻营之术。而论仗义守节的李固，便说：“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14）意思是，李固的言行，不是为名，而是以卫社稷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与胡广等人相比，简直是金玉与粪土之别。论者对诚与伪的态度，在此严肃地表达了出来。
    范晔曾记述：邓彪其人，将自己的封地让给了异母弟荆凤，以猎取节义的声名，果然得到皇帝的称许，接着做了官，平步青云（15）；刘恺其人，本当继承其父的爵位，但他让给了其弟宽，而遁逃避封，也得到皇帝称赞，被征召入仕，步步高升（16）。而在论丁鸿“让而不饰”时指出：孔子、孟子赞扬太伯、伯夷之让，“后世闻其让而慕其风，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至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义不亦薄乎！”（17）这就指出了邓彪、刘恺之徒转让爵位，为义是假，沽名是真，实是饰伪行为。论者深刻揭露了这种社会风气，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