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分析和鉴别。这里举例说明。
    先说范晔论宦者之流。他除了从纵的方面论述了宦官在政治上的发迹史，还着重剖析东汉宦官得势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在政治上的特殊影响。他说，宦者有其“刑余之丑”的特殊身份，“即事易以取信”，加之“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所以“少主凭谨旧之庸，女主资出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这就指出了宦者取宠得势的主客观条件。又说，宦官“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闲，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这就分析了宦官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同朝臣、外戚等复杂的纠纷。还说，宦官“剥削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这就说明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罪状。（18）可见范晔是从历史矛盾中对宦官之患进行具体分析的。
    次说范晔辨诚伪之别。在时尚节义中，有诚，也有伪，何以辨之？范晔以为：“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19）意思是，有种人借仁以求利，仁是打的旗号，利是追求的目的；有种人身体力行以合义，不以义为幌子，而自觉地践义，这就是诚与伪的区别。可见范晔是从矛盾性质上对诚伪加以鉴别的。不仅如此，范晔还指出有些学者的言行，如马融之流，在口头上知节义之可贵，而在行为上则“羞曲士之节”，此是何道理呢？范晔论道：“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20）这是从经济地位上来分析各种人物对待生死安危之态度的。也就是说，人生观和世界观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里颇有点朴素唯物论的味道。
    再说范晔析人物之性。范晔评论历史人物，往往区分性之善恶、品之清浊，有“性分”（21）、“性尚分流，为否异适”（22）之说。他还论道：“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蕕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23）大意是：渭以泾浊，乃显其清；玉居砾石，乃见其贞。物性有区别，人情有爱憎。香臭不混同，互相有消长。芳草以香自烧，脂肪以明自销。这是论人物品性区别与矛盾消长，“表现了矛盾对立和转化的朴素辩证法观点”（24）。
    由此可见，范晔论史，颇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五
    范晔论史，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观点。
    关于范晔的无神论，历史学者以往多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现在只想补充一点修正意见：范晔在天人观上，并未完全否定“天道”。他在《光武纪·论》中提到祥兆，还说：“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意思是，刘秀称帝似与天命有关。他在《郎{K19104.jpg}襄楷传》中，写了郎{K19104.jpg}继承父业，“望气占候吉凶”，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并论：“郎{K19104.jpg}、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这里也承认天人之间有一定的应合关系。所以，我们还不能因范晔有些无神论的话语，就断定他毫无天命论思想。说得准确一点，范晔只是感到天道难知，所谓“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25）。他说：“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26）又说：“舍诸天运，徵乎人文。”（27）意思是，与其毫无把握地谈天道，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论人事。他论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28）这也是重人事的看法。在范晔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无神论倾向，不迷信天道和鬼神，思想就算进步；如果稍加夸张，越出了真实即使一星半点，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也就不是范晔的思想了。
    范晔的历史观，似乎有点难捉摸。但他论这论那，历史观点是显然的。如：或论学者宣传儒学的功效：“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远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29）意思是，学者谈仁义，传儒学，使人们懂得人伦纲常，就可使权臣豪杰息其邪恶之念，延缓朝纲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