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以论带史”成了“以论代史”。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框子，千方百计将历史事实塞进这个框子里。比如经典作家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强调暴力革命，于是写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就只写暴力革命的过渡，而无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通过改革、改良实现这个过渡的史实。
    ③对经典作家的论断，不分析具体条件、具体背景，不区别国情，盲目、任意地搬用。比如毛泽东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有特定的前提，特定的历史、时代条件决定的。抛弃一切具体条件，甚至在“敌人”还没真正分清时，盲目套用，用“对着干”来代替，显然要陷入谬误的泥坑。
    4.立场、感情“左”倾化。在历史研究中，用感情代替理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立场完全等同。
    ①片面强调奴隶创造历史，特别否定剥削阶级的英雄也参与创造历史。主张奴隶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便是合二而一论、阶级调和论。在“把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热情激发下，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其实，封建王朝代代相连的体系怎么抹杀得了呢？有的人则主张用农民战争史代替通史。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把农民战争的作用、农民领袖的作用过分拔高。只讲光明面、革命面。一讲阴暗面、局限性就是立场感情有问题。
    ②讲资本原始积累，只讲其剥夺的残酷、血腥，似乎没有进步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只有虚伪，没有进步作用。来华的传教士，一概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中外关系史的命名被斥为丧失立场，改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中国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被忽视抹杀了。把民族分析和阶级分析混淆起来。
    ③阶级分析方法“独尊”。有人认为强调阶级观点是革命的，是“左派”，强调历史主义则是“右倾”。政治运动的大批判形式，也造成了历史研究、讨论的大批判形式。说一句“不要见封建就打，见地主就骂”，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批判的调子越高，就越是革命派，调子低就是“右倾”，立场不坚定。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反而成了打历史研究者的棍子。
    ④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斗争硬性联系起来。用现实斗争的立场、感情代替历史研究的立场感情。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于是把苏联学者主张的魏晋封建说打成“修正主义”，一些持这个观点的中国史学家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展开反右斗争，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成了“革命的”。以至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领域成了“禁区”。出现了古人现代化，现代人古代化的倾向。
    以上就对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运用的偏差，作一概要分析。
    偏差的出现有社会客观原因的。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歪曲、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左”倾，造成了“宁左勿右”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封建主义的残余还存在，助长了个人迷信、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造成迷信经典的社会风气、心理。社会风气、心理往往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了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从而丧失了思考问题的自由，思想被禁锢、僵化。很多人被卷入极“左”思潮，还有些人失足落水，只有少数人是头脑清醒的，没有随声附和、受骗上当。这说明偏差的出现，也有史学工作者的主观原因。这首先就是史学工作者没有能系统、完整、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底不一定扎实，即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未必都能系统、完整、正确地掌握了。社会、历史、形势都是不断发展的，新问题层出不穷，也要求理论随之发展，甚至要求理论跑到前面去。但是能跟随形势的发展，而在理论上不断“更新”的人，实在很少，跑到形势前面的人，就更微乎其微了。第二，很多人都缺乏理论探索的勇气。缺少冲破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勇气、信心、力量。多半都有从众心理，保身心理。即使“逆反心理”有一定的市场，往往也并不表现在公开的研究和探索的行动上。这就提醒我们：解放思想、扫除封建残余，是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方法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