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和其紧邻学科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比较起来，一向显得瞠乎其后。新中国建立以前，只有金毓黻、魏应骐、王玉璋、卫聚贤等几本书，全国解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只有重印金着行于世。近十年来，喜见有十本左右新着问世，其中还有规模宏大的多卷本，亦已开始出书。在分期问题上，各有己见，出现纷歧，是很自然的。但有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一个时期，上承秦、汉，下接宋、元、否定隋，唐在中国史学上划时期的意义，窃諰諰以为不可。爰抒管见，以就正于史学同好。
    一、周秦以来我国史学的成长
    我国先秦时期，即有不少史籍流传，在体例上，编年、纪、传、志、国别、地理等体，也都已具雏形。一般说来，过去一切的典籍，在今天都只具有史料价值，但作为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固然也应当研究史料学，更主要的是研究史籍中反映其作者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以及史籍本身的体例和编制方法，从而评定其史学价值及其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在史学内容方面，“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左传》直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说明史家已有辨嫌明微、褒善贬恶的目的。无可讳言。臣为君讳，子为父隐，亦已开曲笔风气之先。反映了我国先秦史学的萌芽。
    汉兴，海内一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帝王为权力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确立，司马迁创为纪传群分的《太史公书》，其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是上起黄帝，迄于汉武太初年间的综合性通史。并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我认为“究天人之际”是研究天理与人事各有分际，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而说的。太史公以这种进步思想来拔开云雾，来“通古今之变”，是《史记》写作成功的根本所在。尽管《史记》中难免有“天人感应”的反映，但并不足以掩盖其主导思想，何况，确有后人窜乱的问题。
    东汉初年，班彪即已开始续写《史记》武帝太初以后史事。彪卒，其子固继承父业，明帝时，有人告固私撰国史，诏下京兆狱，其弟超上言并呈固所着述，帝见所上书稿，奇之，诏除兰台令史，令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修成世祖本纪。可见，官修《东观汉记》开始时，班固是躬予其事的第一批史官，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等事，作列传，载记28篇。
    由此可见，东汉初年，即已开始官修纪传体的断代史，其书修至献帝时，帝纪止于灵帝。曹魏代兴，未予续成。《隋书·经籍志》着录143卷，而新、 旧唐书志则云126卷，五代、宋初益已残缺，今存姚之骃、四库馆臣两种辑本，后者较详， 亦仅有27卷，附佚文1卷，而其类目亦仅有本纪、列传、载记三目， 可见其书编制例在开始时即已确立。
    班固予修《东观汉记》仅两年，“帝乃复使终成前书”。他见官修纪传史，仅只东汉一代，且无世家，因改其父之书稿，撰成一部包举西汉一代的《汉书》其书分纪、表、志、传四部分。与《史记》比较，有三大改革：一是改通史为断代史，使之与封建王朝频繁更换相适应。二是删除世家。由于西汉“讫于孝文、异姓（诸王）尽矣”，而同姓诸王，亦由于“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而藩国自析。诸侯唯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见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及诸侯王表序）侯国已同于郡县，自无别立世家类目的必要了。后来唐修晋书，即以载记为十六国之类目，而旧、新五代史却仍以世袭、僭伪及世家为十国之类目。这两次改革，我认为班固是受《东观汉记》的启发，这一点，过去一直被治史者所忽视。不容否认，《东观汉记》体例的确立，班固是躬予其事的，而《汉书》成书，又早于《东观汉记》100多年，自刘知几起， 即以《汉书》为纪传断代史首创之作，亦未可厚非。三是改书曰志，是因《汉书》名“书”，避大名。虽无他深义，但后来多沿用志名。如二十四史自《后汉书》以降及《清史稿》，仅有《新五代史》名曰考。
    后来汉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命荀悦撮摘《汉书》，依仿《左传》，撰为《汉记》，从而确立了断代编年史体制，形成长时期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史通·二体》，以下引《史通》只注篇名）的格局。
    秦、汉统一之局，历400余年，便分裂为三国鼎立。当时国自着史，魏有魏书、魏纪，吴有吴书、吴纪。晋初，陈寿撰《三国志》，书以志名，全书仅有传目，分国先君后臣立传。各国君主传悉用纪体，并即以其年号纪年，如曹丕之黄初，刘备之章武，孙权之黄武等。而在称谓上则有轩轾。寿为晋臣，晋承魏统，为了正晋名位，故帝魏，而蜀则称先主、后主，于吴则仅称孙权为吴主，回避明白立纪，为分裂时期纪传史创一模式。《隋书·经籍志序》说寿“唯魏帝为纪”，实未能深究陈寿之苦心。此后，东晋习凿齿撰《汉晋阳秋》，以晋继蜀汉，与《三国志》暗中帝魏及孔舒元《汉魏春秋》相抗衡，从此以往，在分裂时期，纪传史为谁立纪，编年史以哪个王朝纪年，这就是封建王朝正统之争在史学上的反映。
    晋灭吴，完成统一，只有短促的36年（公元280—316年），又进入所谓“五胡十六国”，继以南北朝对峙，直至隋灭陈，才又完成统一大业。在这270 余年（公元317——589年）大分裂时期，战祸频仍，生民流徙，文人学士，大多清谈玄学，逃避现实，研史之士，亦多习染玄学风尚、六朝浮靡文风。两汉史家务实学风，独断之学，几成绝响。而“既文既博，亦玄亦史”，（孔稚珪·北山移文）玄学、文学之士，率尔操觚，命笔为史，梁武帝敦悦诗书，矢志修撰数百卷之纪传体通史，亦命骈文家吴均总其事，侈言“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他史可废”。（《梁书·肖子显传》）而均撰史虽多，无一传世，受命作通史，亦未竟全功。其后，通史亦早在五代、宋初即散佚，今无存者。故刘知几深致慨于“晋、宋不如（史、汉、东观）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