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教学事业和研究工作，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自成体系著称。今天，在全国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人类历史发展和一般社会形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刻，介绍一下雷海宗一生中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对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似乎是不无裨益的。从另一方面说，雷先生虽早归道山，如能看到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景象，能有机会通过某种形式参加今日的争鸣和讨论，当会分享大家的愉快而含笑九泉的。
    雷海宗自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62年去世。在这三十五年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他对人类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观点和体系也在变化发展中，总的来说，基本上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解放后在1956年其观点又有所发展，兹分别介绍。
    （一）
    解放前，雷海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史观，这一史观是由西方著名学者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所倡导并风靡一时的。在这两人当中，雷海宗可能更倾向于施宾格勒，这大概是由于：（1）、施宾格勒成书较早， 雷海宗最先看到并为之倾倒的是施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问世较晚，且系多卷本，待最后完成时雷海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2）、汤因比的著作部头更大，分卷多，将人类各文明分成二十多种，雷海宗觉得太繁琐了一些。
    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课程，讲授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正式撰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左右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此后，此文改名《中国文化的两周》，加上以前发表过的《中国的兵》等文及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于1940年出版。后来，他又写《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于1942年发表，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和体系，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同编入《文化形态史观》，该书于1946年出版。雷海宗撰写的全面讨论文化形态史观的作品大致如此。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历史，即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只以近5000年为限。自公元前3000年略前一点以后，地面各处逐渐脱离石器阶段，进入历史文化阶段。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5000年来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各个文化有其特殊性，进入历史的时间也不相同。断代应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必致碰壁。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进展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可以概括出来甚至加以预见，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在雷海宗看来，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六百年。其特点：（1）、政治主权分化，该地区有最高元首，但只直辖天下土地的一小部分即王畿，天下大部分土地由分封的诸侯各自为政，诸侯封疆内大部分土地又由卿大夫治理；（2）、社会分成各个世袭的法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3）、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层层向下分封，由庶民农民生产食粮，理论上不允许自由买卖；（4）、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国家大典和人生大事都为宗教规则所规范。 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旧王国时代，即金字塔时代（2800-2150B.C.）；在中国为殷商西周，从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1300-771B.C.）；在希腊罗马为王制时代（1200-650B.C.）；在欧西为西洋中古时代（911-1517）。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其特征：在政治上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各国国君统一其封疆，脱离共主羁绊；在社会上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但平民升为贵族，实际已非不可能；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风气已相当流行；在精神上宗教仍占重要地位，但唯理思想发展，出现伟大哲人诗圣，一个文化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伟大解释与答案皆产生于此时。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中王国时代（2150-1850B.C.）；在中国为春秋时代（771-473B.C.）；在希腊罗马为以雅典、斯巴达和罗马之国为中心的希腊文化极盛时代（650-323B.C.）；在欧西为旧制度时代（1517-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