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铜器时代。
    铜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尤其农具，仍以木石为主；但铜可用作兵器和贵族的日用品及奢侈品，也可用作手工业生产工具，再用铜质的手工工具制造木石工具，既快又精，价廉易得，损坏后也易获得新的工具，不致再象过去有因工具贵重难得而妨碍生产的情况。
    此时生产力仍很低，剩余有限，能够作为商品的成品极少，多为兵器和奢侈品，生活必需品一般尚未成为商品。原始社会氏族宗法所维系的氏族公社基本完整保存，自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生产力的低下和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此时农民的身分是自由或半自由的。每个农民所能奉献的极为有限，剥削来的产品必须大量集中管理，因而国家的规模往往相当大，但为低级的大国，中央是原始专制主义，地方保留氏族公社的原始平等。
    土地制度无“东”、“西”之分，古今各国土地在清理上一向均为国有。国家由氏族或氏族集团的部落部族转化而来，土地自然为公有，亦即国有，任何国家均对土地收税。在铜器时代，土地至少理论上似为各村社公有，实际则掌握在各家族之手，由家长主持，土地转让及出租仍不普遍。
    关于铜器时代，即使材料比较全面的，也还没有发现与生产有重要关系的奴隶制度。以种族语言及生活习惯相同或相近的战俘为奴，是极个别的事。异种异族战俘在奴隶制度的发展中发生重大作用，是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很晚的事，且只有罗马一例。汉漠拉比法典所反映的巴比伦社会，土地上有否奴隶劳动，法典中全无痕迹。债奴以三年为期，等于一种特殊契约关系的雇工，债奴制是一种还债制度，并非奴隶制一部分。奴隶自外购来，甚为贵重，为生产提高后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一种表现，在经济上没有积极作用，与贵族同为寄生阶级。
    第三、铁器时代。
    铁制工具代替木石工具，坚硬锐利，价廉易得，任何农民都有能力使用。铜器使用和铁器使用之间的分别，几乎同手工工具与机器工具之间的分别相等，就生产作用讲，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大革命。从此，土地可大量开垦，深耕细作；人类社会初次出现大量的商品生产、人口稠密的现象和较大的城市，交换行为触及社会每个成员，作为通货的铸币流通于世。一切物品都开始有了价格，人自己也成为商品，即奴隶，一种不以人看待的特殊的必需品。
    变法的要求提了出来并得到推行，其实质和后果就是把土地和人身由氏族解脱出来，对土地随意兼并，对人身随意奴役。就农业和土地制度而论，铜铁两代的基本分别在于铜器时代土地氏族公有的理论仍然维持，实际也距离不远；而到铁器时代土地可以自由兼并，地主阶级和无地少地的个体农民涌现，农民又分成各种小自耕农、佃户、雇农、半自由身分的农奴等。
    对人的奴役，并不简单，同种同族的人民是不容易奴役的。通过奴役自家人而高度发展奴隶制度的，在全部历史上向来没有见过。只有在有条件对外人大量进行奴役的地方，在古代只有在地中海上的海国，奴隶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主国家只能是例外的，不可能形成通例。所谓希腊奴隶社会的说法，实际出于错觉，雅典和其他一些工商业的奴隶制城邦乃是特例。即使在雅典，奴隶与农业的关系也很浅，其大量使用限于工商业。罗马在历史上更为特殊，罗马式的土地奴隶制度，不只在亚非大陆没有，在希腊也向来没有见到。
    第四、铜器铁器与社会性质问题。
    雷海宗认为铜器时代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最好另定新名，不用亚细亚社会之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予考虑。中国历史上有“部民”一词，指半自由身分的人民，日本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时，借用了中国的这个名词，称呼当时日本社会中由氏族成员转变出来的一种半自由身分的人民。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称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因当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理论上仍为自由平等的氏族成员，实际上则只是半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