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在进入这个阶段时， 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大革命，平民阶级推翻贵族阶级，掌握政权，表面出现全民平等的社会，最初一百年间大体美满。但随后社会骚动，国际大战，列国数目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三两大国率附属小国互作拼死决战。战争破坏文物，各国政策造成文化摧残，这是一个思想上回光返照的时代，经短期百家争鸣，思想趋于派别化，缺少伟大的创造思想家，最后走向消沉，只有胸无定见的杂家还在写杂乱无章的大书。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希克索斯时代（1850-1600B.C.）；在中国为战国时代（473-221B.C.）；在希腊罗马为后期希腊罗马时代（323-82B.C.）；在欧西为帝国主义阶段（1815迄今）。
    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整个文化区一国独强，并吞天下，政治专制独裁，天下大致太平；人心困倦，社会颓风日显，尚武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实行募兵式召边疆夷狄当兵；思想趋向单调，最后学术定于一尊，真正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能力，尚有学术注释对过去思想进行探讨，亦多附会误解。这在古埃及为新王国时代（1600-1250B.C.）；在中国为秦、西汉和东汉中兴（221B.C.-A.D.88）；在希腊罗马为罗马帝国盛期（82B.C.-A.D.180）；欧西则尚待一百年后方能到来。
    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专制政治腐败野蛮，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主要原动力，内乱迭起，外患严重，时被蛮夷侵占征服，传统的政治文化最后完全毁灭。这在古埃及为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下，历经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政治，最后被回教征服向阿拉伯化；在中国为大汉帝国破裂而至五胡乱华；在希腊罗马则公元180年后， 罗马帝国逐渐瓦解而灭亡。
    雷海宗历史观的整个体系和理论大多来自施宾格勒，但在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时，自有发展创新。施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的生命只有一个周期，至末世而亡，不可能再生，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认为唯独中国文化为一例外，并未经历一个周期而亡，而是返老还童，又出现了第二个周期。
    雷海宗主张，4000年的中国史可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其发展各阶段已如上述。但到五胡乱华时中国文化并未灭亡，却经淝水之战的胜利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周的中国，从公元383年至20世纪，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产生深刻影响，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都起了大变化，但中国的个性并未丧失。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也是一个向南方大发展的中国。
    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无本质变化，大体保持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朝代更换甚多，规模总跳不出秦汉范围，但就统治领域和重心来说，都有了很大变化。在第一周时黄河流域始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中原人士南迁，而且一般讲来南迁的人多是民族中比较优秀的份子。2000年来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在别的民族已到老死的时期，中国反倒开拓出这样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在精神文化方面，第二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艺等有真正的演变，也可与第一周的中国和其他文化周期一样分为五个时代：（1）、宗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由公元383至960年，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最后建立胡汉混成合作的隋唐二元大帝国和灿烂隋唐的文化，佛教大盛并与中国旧有文化打成一片。出现调合一切、包含一切的天台宗和中国式佛教的最早创作《大乘起信论》，完全宗教化的净土宗泛滥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平民的社会。（2）、哲学时代，包括宋代，960-1279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政治上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分天下为十五路，北方五路，南方十路，北方已较南方落后。但思想上宋代诸子和陆象山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与正统的儒教，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可称新儒教。（3）、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包括元、明，1279-1528年。元代为外族统治，明代政治腐败达到尽头，唯一光明为闽粤的向外发展。在思想上宋代理学发展为程朱派和陆王派，王阳明是最后有贡献的理学家，也是明代唯一的伟人和全才。（4）、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1528-1839年，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没有天才，没有创造。只有在云、贵推行改土归流的汉化运动是唯一影响远大的事。王阳明后理学不再有发展，盛清智力集中于训诂考据，但不算是一种创造运动。（5）、文化破裂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下，西方侵入中国，思想学术并衰，西洋文化东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时代，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已趋于结束。
    芦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的睡梦中震醒，抗日战争的烽火激起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①。中华民族经受了这场战争的悲壮惨绝的磨炼和彻底澄清的洗礼，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将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②
    总括上述，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等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热爱祖国，坚决抗战，反对日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