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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6)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 王敦书 参加讨论

铁器时代的前一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雷海宗主张仍保留此名而把含意扩大。马克思当时只想到希腊罗马的经典时代,而实际上在铁器出现,社会急剧分化的公元前6世纪以下的几百年间,世界各先进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百家争鸣的场面,发出新兴各阶级各阶层的呼声,各地后世都把它看为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所以“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因为铁器引起的社会剧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的多数地方,包括雅典的农业部分,包括公元前3世纪以上的罗马,实际是封建社会。
    由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有奴隶制,只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得到特殊的发展,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适合,它也可出现。资本主义的西欧将大量落后的非洲人运到新大陆为奴,正是这种变种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表现。
    历史上既没有一个普遍的奴隶社会阶段,也就没有一个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式转化的问题。上古、中古之间并无重大的变化,真正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以下几个世纪间铜器转入铁器的一段。但上古,中古之间显然不是风平浪静的,各大帝国都发生了游牧部族的入侵、古典时代阶级关系特别紧张,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内部各阶级力量的相互抵削才招致了游牧部族的入侵。这些落后的部族将原始的平等主义带到崩溃瓦解的帝国来,建立了较过去为缓和的封建局面。中国的北朝隋唐主张均田,也部分地实施均田,欧洲日尔曼人建立了仿照原始公社的庄园。两者都是缓一步的封建局面,所以仍然可说中古时代是不同于古典时代的。
    总括以上,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论,有铜器和铁器两大时代,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两者就是铁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1957年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以上是我个人对雷海宗一生中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主要观点的简单整理和介绍,在文中,我希望能尽量用其原话,符合其原意。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继上一期的《社会形态问题研究》专栏之后,这一期的专栏仍是同一个问题。这并不是我们想特别强调这个题目,来一个“独尊此说,罢黜百家”。而是事有凑巧,今年7月17日至22日在山东烟台举行了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恰是“社会形态问题”。会后乘热打铁,再发一期,作为配合,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次烟台会议的内容很丰富,收到论文和发言稿不下几十篇。我们这期的专栏虽说是配合这次会议,但并不能反映会议的全貌。除了一篇会议的综述以外,总共只收了三四篇论文。限于篇幅,不可能收得更多,这是要请作者和读者们原谅的。
    社会形态问题是一个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的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文章已经不知写过多少,大大小小的会议也已经开过不少,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是这样。那么,在80年代的今天,在山东烟台再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新的特色呢?或者会有什么新的收获呢?正象任何一次学术讨论会都很难就争论的问题求得一致的结论一样,对这次烟台会议也不能这样要求,更何况讨论的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今天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具有今天时代的特色,应该站在新的高度。否则老调重弹,又有什么意义?今天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需要反思,都需要再认识。对“社会形态问题”何常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还是象过去那样,一味在经典作家著作的引文里兜圈子,或者死抱着斯大林的“五段式”不放,那恐怕很难有新的提高。经典作家的著作无疑是要认真研读的,但既不能只扣词句、咬文嚼字,更要看到时代的发展、现实生活的变化。对国外在这个问题研究上的新进展更需及时借鉴参考。譬如“五段式”在苏联学术界基本上已被抛弃。这里要弄清一点,所谓“五段式”指的是一种超历史的刻板的公式。拿这样先验的公式去剪裁历史,本来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并不是说,凡主张人类历史上只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者都是“五段论者”。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要解放思想,要反对超历史的先验公式。在这个前提下,许多学术问题还都需要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可见,当前在“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上,重要的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从历史实际出发,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探讨。如果说到烟台会议的成就的话,突出的恐怕正是在这一点上;而要说到会议的不足的话,也恐怕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期的专栏,原也想突出这一点,但因同时又需适当照顾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问题,因此很可能突出得不够,不得不在《编后》中补上一笔。
    注释:
    ①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2页。
    ②同上,第221~222页。
    ③此段引文是雷海宗所用原文,他指出其引文不完全按照目前流行的一般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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