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中说》共十篇，是一本重要的哲学着作，但除《述史篇》外，也还有不少精到的论史之笔。如在《王道篇》说：“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又说：“诗、书、春秋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又说：“吾视迁、固而下，何其纷纷乎。”其他散见各篇的，还有什么“史之失，自迁固始也”，“古之史也论道，今之史也耀文”。并对六朝治史之文人，如陆机、沈约等，逐个予以片语贬斥。综观《中说》全书，自是哲学着作，而其论史之语，亦可谓遍地珠玑，随处可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衡量，确也是瑕瑜互见，而其“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的着史目的论，和其在哲学上的“三教归一论”，都是隋统一新形势下出现的意识道态领域的创新，其史论对隋唐以降之史学，有一定的影响，迄今的中国史学史着作，未能予王通一席之地，自不免令人有沧海遗珠之叹。
    在隋统一形势逐渐形成之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平陈以后，经籍渐备，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节自《隋书·经籍志序》）。及至唐初，通计“经传存亡及道佛6520部，56881卷”。（隋志卷末总计）为隋唐史学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同时，隋初继承我国自古以来史官修史制度，正式建立史馆，在“秘书省下设着作曹”。（《隋书·百官志》下）唐初因隋旧制，史馆隶秘书省着作局。“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着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唐会要》卷63）“史馆无常员，如有修撰史事，用他官兼之，事毕曰”。（《旧唐书·职官志》）这样一来，既有大量图籍设备，又有宰相大员监修，史馆既无员额限制，而又地居禁中，极少干扰。史馆体制的改革与健全，为大规模官修史书提供了人员和物质的便利。据《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载：武德五年（622年），曾令肖瑀等修六代史，即北朝、魏、齐、周、隋与南朝梁、陈史、绵历数载，不就而罢，贞观三年，经调控机构，重新选任史官，令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修成。贞观二十年，再令房玄龄掌其事。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修成《晋书》。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太尉长孙无忌领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三十卷，上之。以补前修五代史无志之缺，后并入《隋书》，即今存《隋书》之十志。显庆四年，李延寿修成南北史，南北起自宋，终于陈，北史始自魏，卒于隋。各成一书，南史无索虏之目，北史无岛夷之篇，不复相骂了。
    以上八部史书，都收入今存二十四史中，占这套历史巨着的三分之一。在短促三十年中修成，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迄今除北齐书有残缺并经后人辑补外，余均完整保存至今。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这也可以说明它的史学价值。
    隋唐统一之初，经济结构，政治设施以至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在和平安定环境中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宗法意识的内在矛盾和恶劣传统，不久也就在其各项事业中暴露出来。以唐初史馆而言，唐初权力中心，确实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罗致了不少史才，做出显着的成果。但到了武后专政时，各种封建病菌就都侵入史馆这个肌体。宰相领修变成监修，形同虚设，用人唯才变成用人唯亲，史官美职成为无行文士争逐之目标，而一旦钻营得遂其欲，就虚领官俸，不干实事。那时，身在史馆供职的刘知几，目击心伤，就“退而私撰史通，以明其志”（《史通，自叙》）。
    刘氏要明的是什么志呢？尽管在《忤时》、《辨职》《自叙》各篇中，也确实直率而深刻地揭露了史馆的流弊。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他在史馆修史，受到种种干扰和限制，只得写一部总结过去，展示未来，寄托其史学改革思想之志。他以“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载言》）为纲领，以“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因习上》）为尺度，在全面总结唐初以前史籍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史学改革的意见。
    由于他是以因俗、随时为尺度，未安的前史，就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前史本身的全书就有未安之处，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模拟之作，那些书大多已被时间淘汰，今存者稀。二是前史某些局部有未安之处。如《疑古》、《惑经》两篇对《尚书》、《春秋》等书的指摘，散见于一些篇目的对《史记》、《汉书》的批评，甚至对他所肯定的《左传》、《关东风俗传》及王劭《齐志》，也不掩盖其个别瑕疵。他说：“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因习上》）他认为《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是由于“朴散淳销，时移世异”，这就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历史进步论思想。他深恶史臣“爱懀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曲笔）但亦盛称“爱而知其丑，懀而知其善”。他对《左传》等书不掩其瑕，对魏收《魏书》，号称秽史，亦不弃其一善之长。反映出他具有辩证看问题的能力。
    他反对南北朝史书互骂的入主出奴思想尤为突出，他说：“古者（指先秦）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世，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曲笔》）清楚表明他反对分裂时期史书互骂，要求史家一秉至公，虽在国内不同民族所建立政权之间，也不例外，是和王通一脉相承的，在客观上冲破传统的华夷之防，是难能可贵的。故此，我认为史学改革，就是刘知几着作《史通》所要明的志。
    刘知几分析研究唐初以前全部史籍，逐个指出其利病得失，又加以综合归纳，提出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家与史馆各方面的问题，在此难以详述，只略举其目：
    第一、他对史书体例，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格局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认为“各有其美”，自应“并行于世”（均见《二体》）。但也指出首创班体的太史公书中之表“烦费、无用”，并斥“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悔，无异逐狂”。（《表历》）对于书、志，他也反对“妄入编次，虚张部帙”（《书志》），这种意见称为后人所诟病，确也未必尽是。自唐宋以后纪传史看，他这个意见未被采纳。但其子刘秩创为《政典》三十五卷，杜佑{K18B02.jpg}以首创政书体的《通典》，从而踵成一整套十通。王溥又改创为断代的《唐会要》，其后上补下续，又几于形成整套的会要会典。对荀体的编年史，既肯定此体创始之作“事为春秋”，又肯定《左传》“不遵古法”，“言事相兼”（《载言》）。并强调“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申左》），为编年纪事史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