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小国林立，国自着史，家有文史，人自为史。《隋书·经籍志》所载史书“通计亡书合计874部，16558卷，此乃历经水火兵燹劫余遴数，原数当不止倍蓰，数量不可谓不大。然核其史目，其列于霸史者，除崔鸿十六国春秋，今有辑本外，多佚。其列于杂传着有219部，数量特多。究其书目，率多列仙、应验、溟祥、感应、异苑、搜神、符瑞、鬼神列传等“鬼物奇怪之事，虚诞怪妄之说”，正如刘知几所言：“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像这样数量虽多，自不能认为其质量就高，何况鬼怪以外之史着，其内容与形式，全无新创呢？
    魏晋、南北朝史学，确亦有其特点，在分裂特别是南北朝对立情势下，入主出奴之争，在史籍中反映强烈，而清谈、浮靡之风，亦渗透到史学领域。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哲学、文学一样，确有上不同于秦汉、下不同于隋唐的特色，把它划为一个时期，是有必要和正确的。把隋唐也赘入这一时期之未，抹煞隋唐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二、隋唐史学的发展
    我国史学从秦汉开始奠定基础，并取得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曲折，到隋唐之初，政治统一，社会较安定，经济繁荣情势下，史学领域也迫切要求总结过去，正视将来。有识之士，因而酝酿并提出史学改革的见解，王通首先对南北朝史提出尖锐批评，刘知几着书总结过去，展示未来。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大业十三年（公元581——618年），着述甚丰。今传世者仅有《中说》（即文中子）及《元经》两书。但隋书无传，亦未着录其今存之两书，致使人不仅怀疑其书为伪，且疑是否确有其人。至五代、宋初两唐志及《崇文总目》始着录《中说》，《新唐书》并在王绩传中略述：“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唯《中说》独传。”仅寥寥数语。宋末《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始并着录两书，但除表怀疑，且有标明“称隋王通撰”者。四库总目提要沿用其说，亦云“旧本题王通撰”。近人余嘉锡对四库着录两书，各予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出《王通论》一书，作者博采唐宋文采，详予论证，用力甚勤，有拔开云雾之功。而王通的哲学思想、《王通论》及近年出版之《中国哲学史稿》，均有所论列，我在此只谈王通的史学见解，及其对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元经》十卷、隋王通撰，唐薛收传，宋阮逸注。 起于晋惠帝太熙元年（公元290年），终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亡，至第九卷止，第十卷乃薛收续。《元经》纪年的特色，约有三点，薛收采《中说》各篇文中子之言为之传。而实际上《中说》卷七述史篇已较集中地作了解释。兹分述于后：
    1、《元经》开始以晋纪年，但不自晋武帝大始元年代魏建国称帝开始，也不自太康元年灭吴统一始。却从惠帝太熙年年始。《述史篇》首载：“子曰：‘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又云“文中子曰：‘元经作，君子不荣禄矣。’”篇末又云“诸后不顺，而晋室堕矣。’”薛收传云：“惠帝君不君，政出多门，天下由兹大乱。”清楚说明晋惠不君，贾后专政，八王乱起，导致十六国、南北朝长达三百年纷乱之局，而“史几骂矣”，更是一针见血的揭露。
    2、《元经》卷八末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年479年）书“禅位伪齐”（南朝肖道成）。
    卷九开始即书：“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春正月。”《述史篇》云：“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又董常问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又曰：“非至公不及史也。”王通解释帝元魏为何不自晋、宋始说：“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薛传又载：“或间孝文，子曰‘可与兴化矣，中国之道不替，孝文之力也。太和之政，近雅矣。明中国有法也。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
    3、王通自修《元经》，终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经曰：“晋、宋、齐、梁、陈亡。”《述史篇》载：“文中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又曰：“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而求更新也。此元经所以书也。”
    《元经》编年纪事，是仿孔子《春秋》而修的编年大事记。从上面所举它的断限、纪年和书法来看，第一，它起自晋惠，终于陈亡，可见他是有意识写这三百年（公元290—589年）分裂时期的历史，而寄希望于隋灭陈完成统一后能有所“更新”。薛收仿《左传》续至大业末年，书“文中子卒”，可谓学左仅求貌似，未能深解文中子之用意。第二，纪年至南朝宋亡，致以北魏孝文帝纪年，记太和改革之政。最后陈亡而具五国，都是从传统文化绝续着眼，而不宥于一朝一姓之兴亡，是编年史创新之作。第三，说十六国至南北朝之史几乎骂矣。又说“非至公不及史”，这就对统一后隋王朝提出改造这一时期史书的要求，并责以公心对待。对隋及唐初修史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而其对《元经》之帝魏的说明，不仅打破了入主出奴的偏见，而且冲破了狭隘的夷夏之辨的束缚，对后来李延寿分偏南北史，元初分修宋、辽、金史、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