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史有三长，文史有别。“史有三长，谓才、学、识”，是刘知几对郑惟忠问“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回答。这个问答载入《旧唐书·本传》及其它很多文献中，《史通》未予收录。但散见《史通》各篇的阐述，实较原答辞中的比喻明确具体。
    关于史才，他在《核才篇》中作了较详尽的解释。约言之，他指出文土不适于修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士不“达于史体”，二是“多无铨综之识”。这不是说史才高于文士，而是各有专长。他以张衡能文而不闲于史，陈寿擅史而不习于文为例。他也承认班固等文史兼长，但毕竟很少。
    他也承认古时史就是当时之文，所以“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然“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因此，他反对“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的史馆选才的风尚（《核才》）。
    另外，他又指出班固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等撰《中兴纪传》（即东观汉记）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他提出“拘时之患”是什么呢？就是“世重文澡，词宗丽淫”。（《核才》）
    上面讲到史学人才，主要是具有铨综之识，而在《鉴识》篇中又提出要有明鉴通识，才能探赜索隐，致远自钩深，“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均见《鉴识》）。
    由此看来，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实际是其“文史有别”的集中表现。而文史有别的见解又散见于《史通》全书。他在（《叙事》）篇中就反对文非文，史非史。在《杂说·下》中更斥为“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深致慨于“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
    这里，我顺便说两个问题：
    一是刘知几的“史才论”？只说才、学、识三长。到清代章实斋才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提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着书者之心术也”。“患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因事生感，似公而实逞于私也”（《文史通义·史德》）此论自较刘氏史家要有公心，鞭辟入论，梁启超认为加上史德，史家应有四长，说明章氏此论是刘知几史才论的发展。
    二是文史异辙，刘知几旗帜鲜明，但在我国当前史坛，还是有不同见解的。有人认为史学论着要写得生动活泼，耐人寻味。把提高文字表达能力问题，说成是要有文学趣味。从而混淆了文史区别。有人“坚决主张文史要分，要严格地分。要区别文笔、论笔、史笔，要牢牢把握住史笔的特点，要把历史写成科学着作，而不能写成理论或文艺作品”。我赞成后一个意见。刘知几、章学诚在其着作中写了不少文史有别的文章，至今我们还可从中吸取教益。
    第三是实录直书，惩恶劝善。《史通》以《直书》、《曲笔》两篇专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史贵实录直书，深恶曲笔阿世。他说“史之为务”，就是“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史之为用”，则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他全面继承“略外别内，掩恶扬善”，认为是“春秋之义也。因此，他就以原谅的语气说：“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由此可见，刘知几是深明春秋之义，并笃守春秋之义的。尽管他在《惑经》中也指摘《春秋》有自违史义之处，也认为这是由于后人“形者少，随声者多”。反映刘氏维护“直道”不彻底之处。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善足以劝，恶足以惩”才能写入史册，为史必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有相反相成之妙。
    第四，简要、随时，史之时义。史贵简要，也是《史通》反复强调并举出许多实例加以说明的。这里我只说他是把简要提到时义高度来认识的。他在《叙事》篇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他要求国史之文，要做到“文约而事丰”，“简而且要，斯非苟简”。而其论随时，亦常说“随时之义下矣哉”。并在《因习·上》说，“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可见简要、随时，他不仅把它看作史法，而是看作史义的。
    最后，我再重复说：隋唐史学，标志着我国中古史学发展期的开端，它是在大一统形势下，以对过去史学进行改革为动力，王通的史学改革见解启其契机，刘知几的史学改革思想和理论为座标，导致我国中古以降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把隋唐赘附于魏晋南北朝之末，是不妥当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下一章就是宋元时期，遗漏了五代十国，也值得考虑。因此，“隋唐五代史学的发展”，应成为独立的一章。窃不自揣，以质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