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重视体例，但又不要求死守旧体例，他提出“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的主张。他认为天文、艺文二志，不是每部史书均需列此二项。因为自古至今，天象变化极小“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书志》）艺文志则是“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同上）。如果这二志不取消，也只宜述当时之事，不必仰包前代。除了这些应革的项目外，他认为根据时代的需要，还应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三种志，或是有关一代宫阙制度、朝廷仪轨，或是显示国家威力所至，遐尔来王，或可“式辩诸宗”、“品藻士庶”、“甄别华夷”。这些都是关乎国家大事的。此外，他还建议史书中宜立“制册书”“章表书”等（《载言》），以便将列传中所载文辞集中在一起，然后冠以“章表书”、“制册书”之目，以类区别。这样可以避免读者在阅读人物传记时，被大篇大段的文章隔断，以至产生懵然之感。
    刘知几的这些建议，当时虽未被采纳，但对后世的史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的工具。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尽管它往往比社会的变化来得慢一些晚一些。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词汇，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刘知几以他的博学多识，在他对唐以前的史书进行系统总结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主张历史应如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方言世语”，这样不仅可以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也可以从历代语言的变化中，“验亡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言语》）他继承了我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因习》）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观，对古代史书，尤其是魏晋以下的史书失真的问题作了探讨。
    《史通》举魏晋以来的史家，记当世人的口语，不从实而书，往往模拟古人的语言，以表示自己“稽古”。于是“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纯，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言语》）至于北朝诸史，情况就更加混乱。崔鸿修《十六国春秋》，魏收、牛弘撰《魏书》、《周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甚至“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言语》）
    而对于那些如实记述的史书，反倒受到当世的轻蔑。他举王劭的《齐志》和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为例，说这两部书，本是“抗词直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言语》），但得到的却是“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同上）的不公正的评语。刘知几愤愤不平地说：“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同上）假如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同上）他认为“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因习》）。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从事史学工作的人说：“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只有这样，才能作到“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槽粕而已！”（《言语》）
    二、贵“直书”斥“曲笔”
    《史通》很重视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在《史官建置》一文中说到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能“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这是给人以智慧的一面；二是可以使活着的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是给人以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面。由此，刘知几得出结论说，修史“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史学既然肩负着如此重大如此神圣的任务，这就给史学家提出了高标准的修史要求。什么是好史书？一部好的史书，其首要条件就是如实。如实二字说起来简单，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决非易事。因为历史事实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如何用文字将它表述出来，却决定于史学家的种种主观条件。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历史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以个人的有限认识能力，去正确表述那不可计数的历史事件，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古代希腊的著名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斯就曾说过：“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
    事实上确实如此，史学家并不是都能如实地去记录历史的。原因之一是刘知几所说的“史学”问题。即史学家是否有掌握、驾御丰富的史料的能力。史书中某些错误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孤陋寡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造成的。他以孔子作《春秋》为例，说：学者以为感麟而作，而子思明明说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鉴识》）原因之二是史学家的“史识”问题。史识就是史学家的鉴别评判能力。刘知几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同上）原因之三是史学家是否有仗正直书的“史德”问题。刘知几在《史通》中虽然没有提出“史德”一词，但我认为在许多篇章中他都提到了史德是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所不可缺的条件。《直书》、《曲笔》两篇，其核心就是谈的这个问题。
    史学，从它的萌芽时期开始，就是为了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中国古代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不管记言与记事，都是为了记下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对后人起到借鉴的作用。写真实，这是史学自身的要求，也是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职业道德，形成的优良传统。
    《史通》对这一优良传统进行了总结。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惑经》）他给实录下了个定义：“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同上）他很形象地把实录直书比作明镜照物，比作虚空传响。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同上）他认为只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才能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直书》），才能“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同上），起到史书应起的作用。
    刘知几热烈地歌颂了我国古代以直书见称的史家：如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兄弟及南史氏，汉之司马迁，三国吴之韦昭、张俨，东晋之孙盛、习凿齿，北魏崔浩，隋之王劭、宋孝王等。对他们的不畏强权，仗正直言的高尚品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这就是不朽的史学家的浩然正气，这就是刘知几带着血和泪为他们唱的赞歌！
    但是，另一方面，记事修史从来又都是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政治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社会的各种阶级关系，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史学的发展，干预修史的工作。于是在修史工作上就发生“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这个斗争往往是很尖锐的，对史学家的考验也是很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