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三罗马”的学说成为莫斯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莫斯科王朝是打着救世主旗帜汇集形成的。归顺沙俄取决于对真理的东正教的信仰。”[7]（第22页）即由东正教俄罗斯的政治成就和东正教东方的政治不幸造就了俄罗斯人傲慢、自负情绪：东正教俄罗斯是世界上基督教真理、纯正东正教的惟一体现者和捍卫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再加上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与俄国的殖民扩张同步进行，国家与教会的紧密结合，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俄罗斯人等同于东正教徒。这样，使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与俄罗斯帝王的非凡意义联系起来。这种观念神化了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帝王，神化了俄罗斯帝国的强盛意志，这直接导致了大俄罗斯主义的产生。历届沙皇（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二世等）无不怀有这种意识并充分利用这种意识，把东正教作为帝国强盛的旗帜。他们扩张领土、穷兵黩武、干预欧洲革命、追求世界霸权，都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则以正教的姿态训斥信奉新教的欧洲，“都应皈依希腊正教，以防卫非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主义的、卑鄙的、恶魔般的瘟疫”[8]（第372页）。在18世纪的北方战争时，彼得大帝为俄国夺得了出海口，仍不忘这是“东正教的赐予”，“要感谢万能的上帝，感谢他赐予我们同瑞典之间实现了有益的和持久的和平。”[9]（第272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出于自保和防止战火东延的需要建立的“东方战线”，以及在冷战时期，苏联为了抗衡美国，从热核竞争走向宇宙空间，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和“监护人”。诚然，它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对华沙成员国起了保护和支持作用，但是，“从‘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为帝国，最后则变成为第三国际”[6]（第9页）。“这些过去的残余和流毒像重锤一样挂在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的身上，存在于他们本身意识中和部分苏联人的思维中，妨碍他们从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中摆脱出来，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同‘冷战’、同军备竞赛和实力对抗政策作斗争”[10]（第231页）。苏联从其血液中固有的东正教的“救世主”意识和“大俄罗斯主义”精神去干涉、控制，甚至镇压不听指挥的成员国（苏南冲突、中苏冲突），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苏联模式的强制培植，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特别是为了保持在核军备竞赛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行赶超型的军事经济体制，俄罗斯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可见，十月革命产生的“救世主”说，把一个民族抬高、使之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义的“救世主”情结，不仅来源于苏联统治集团的信仰和对此信仰的宣传，而且来源于苏联国内接受并拥护革命的那部分居民的思想状态，苏联人们某种深层的、已经变得及其稳定的感情和情绪。
    二、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
    西欧的教权与王权是二元化的，东正教的教权却一直处于王权的支配之下。1395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安敦尼在给俄罗斯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教会和皇帝具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相互分隔开来看来。”[11]（第111页）教会与皇帝的这种“伟大的统一性”就体现在教权服从于王权，其后果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养了这样一种观念：东正教无限专制君主制是多民族的俄罗斯最合理的国家政体形式，是惟一能够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及冲突的体制。“东正教沙皇是被上帝抹过圣油的人，沙皇的言辞是绝对正确的法律规范”[12]（第77页），“对上帝的祈祷转变为对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沙皇的祈祷。而获取沙皇赐予圣物以及对神赐圣物（后来世俗化为勋章、武器和有价值的赠品）的顶礼膜拜是俄罗斯国民对上帝最虔诚的信仰。”[13]（第8页）这种主张与村社农民的“沙皇是公社之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在俄国形成了“沙皇不仅要管理国家，而且要拯救灵魂”以及“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主性”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此格局使俄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沙皇专制这一牢固的政体基石，改革由于沙皇的坚决不让步而走向了反改革，反改革的结果终于引发动乱或革命，最终的结局还是更加强化了专制的沙皇政权，所以俄国在20世纪初还保持着欧洲惟一的绝对君主制政体。
    就东正教本身的改革来看：在俄国东正教始终是沙皇政府特殊关爱的对象，基本上是一直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的。由于俄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之间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和谐关系。虽然东正教内部实行以神法为基础的独立管理体制，但教会事物的最高决策者仍是世俗当权者。它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是在沙皇授意下或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俄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教会改革有：伊凡四世时期的“百章议会”、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尼康的教会改革、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和彼得三世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的教产还俗、1861年“大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20世纪的教会革新运动。
    与16世纪初西欧的宗教改革相比较，俄国的教会改革的排他性、保守性更为明显：一是自上而下、在沙皇政府控制下进行，而未像西欧国家那样，宗教改革是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并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二是没有社会观念和意识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仅仅注重了外在的教会机构管理的变革，俄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教会大学，俄国东正教也不会发展任何研究世俗学问的机构，东正教会没有出现西方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新阐释的经院哲学家（像托马斯·阿奎那），俄国东正教会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保存，而不是发展或寻找真理。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的研究目的仅限于发挥保护基督教教义和礼仪的功能，以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革新。改革后的官方东正教虽然用一定的宗教宽容代替了对民间教派发展的不能容忍，但在观念上不像西欧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和“先定学说”那样鼓舞人心、具有理性化的倾向，东正教会仍然恪守古老的教规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进步势力。三是俄国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国内的事情，对周边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并没有影响。四是从发展趋势上，俄国历史上的教会改革，主要有三大内容：统一宗教仪式、剥夺教会产地以及把教会纳入王权控制的轨道。俄国的宗教改革注重宗教的管理形式化，力图通过对各种宗教仪式的严格规定和整齐划一，把教徒的精神重心从繁琐的圣事转移到对《圣经》的信仰上来，从而不断强化教徒的宗教生活，解体后的俄国东正教教堂内的祈祷仪式和教规依旧繁杂和落后，显然与俄国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帝国长期从信仰这个生命之泉获得力量，这是一种反击外部敌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这具衰朽的躯体长时期地与来自北方的野蛮民族、南方好战的宗教狂和中亚的野蛮民族进行斗争；但它却无法为迎接新生活而重整旗鼓和巩固自己，因为古代的那些僵硬的形式难以全面采纳基督教学说。”[1]（第29页）而西欧宗教改革则强调宗教的理性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