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渗入民族意识之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天真的农业社会主义永远是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常常以被废黜的帝王为旗帜来号召农民。1670年的拉辛起义就谎称已去世的皇太子和被贬的牧首尼康都在他的起义军中。1773年，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自称彼得三世。这种“伪王”现象的出现恰恰是俄国农民心理的写照。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在苏联时期演变为对既具有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领袖的期盼。“一个在沙皇的皇冠荫蔽下度过了几百年的国家，很遗憾，不可能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像抛弃别的专制垃圾那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的重负。沙皇、王朝、沙皇象征物在国内已被扫除，但那种把强者、把最高统治者奉若神明的思维方式却遗留下来了。”[14]（第491页）可以说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主义，过高估计个人作用，吹捧个人功绩，把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赋予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神秘的救世主思想形式。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在苏联发行近4300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通篇都是对斯大林“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20年代苏联所有地区的行政的、生产的、文化的单位或机构都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苏联成为一个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又是一个一切事情由个人决定的国家。此做法不仅仅是神化领导人，而且是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侮辱，即人们抛弃了天上的神明后，又在地上造就神明。”[14]（第396页）苏联长期存在的斯大林现象（严重的个人崇拜）无疑是俄罗斯人民多少个世纪以来闭塞、愚昧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上劣根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对身在首都的统治者无所不能的非理性的信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加以选择的原理（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奉为经典，然后得出我们今天坚决谴责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恺撒主义的变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反常现象[14]（第1308页）。“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民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14]（第1418页）此结果最终导致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践踏，农村集体化运动强制性的推行，1938--1939年血腥大清洗的出现。
    三、东正教伦理造就了俄罗斯人逆境中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和群体意识
    东正教比西方基督教世界更加重视普遍的修道生活。在俄国，很早就流行着一种习惯：人在暮年或临终前要落发为僧。古代罗斯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临终前落发当修士。“壮年时打家劫舍，现在该拯救灵魂”--为超度灵魂而作捐献是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最为神圣的义务[4]（第3卷，第264页）。最为普遍的圣徒是苦行僧、“圣愚”（如20世纪初俄国的“普拉斯廷现象”）。教徒通过修道生活，一方面可以缅怀昔日的殉道者，使教徒保持着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在修道院通过祈祷，以追求完善境界来帮助社会，使人人得救，培养教徒的群体意识。这样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集体主义心理--“人人为大家”相吻合。俄国斯拉夫派的代表阿·霍米亚科夫把它称之为“共同性”（聚合性）原则：“是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东正教的教规教义应由教会的所有成员共同维护。”[15]（第55页）“共同性”（俄语中教会собор即聚合性）原则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的核心因素，成为俄罗斯民族群体意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
    历史的实践证明，一方面群体意识有助于俄罗斯民族凝集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许多东正教徒自发地组成“忘我精神小组”，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俄国开发西伯利亚的东部拓殖运动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且在此精神感召下，19世纪被称之为“在精神上自由、六根清净、永无休歇地寻找未知之城的孤云野鹤、云游派教徒式的”[1]（第31页）。俄国知识分子发动了“民粹派运动”，由于脱离俄国现实而失败，但他们到农村去，希冀教育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的精神永世流传。尤其是纵观俄罗斯科技发展的历程，从彼得大帝时的战舰到苏联的航天航空工业和核技术的发展，苏联仅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二百年的历程，在数学、核动力学、天文学等基础理论学科，以及在航天航空工业、可控热核聚变技术方面的世界先进水平，无不闪烁着俄罗斯科学家的艰苦探索精神和竞争图强的集体主义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民的忍耐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反映在30年斯大林极权统治下，“斯大林滥用权力造成的一幕幕悲剧没有使社会主义理想完全失去吸引力。”[14]（第26页）只拥有最起码、维持生计必需品的苏联人民仍然以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的劳动英雄主义（如斯达汉洛夫运动）、对1917年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坚信不移。“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精神和高尚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14]（第411页）30年代末苏联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工厂、道路、城市、文化宫、疗养院、医院、学校、实验室，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苏联从一个只有木犁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原子弹的强国”[14]（第692页）40年代，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发扬了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如苏联劳改营里的囚犯专家在18天内研制了Д-1型152毫米榴弹炮，在18个月设计出了76毫米大炮）[14]（第776页），全力以赴，浴血奋战，内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14]（第910页），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