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缺乏个性的集体性，个性在机械的集体中到处受到扼杀。在这种具有女性化、生物集体体温的宗教信仰中，“俄罗斯民族大多数懒于在宗教方面攀升，它的宗教信仰像平原，而不像高山；较之个人的宗教历练，较之牺牲民族自然生活的温暖和舒适，集体的约束会让它感到轻松些。这就是使俄国宗教民族化的民族土壤。”[1]（第268-269页）这种群体意识，排斥科学、理性和个性，排斥世俗功利主义行为和竞争意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改革活动持否定态度，形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鄙视和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并由此产生了俄罗斯人的反犹和排犹情绪。尤其是在苏联时期，所谓的“民主”机制长期无视个人利益，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的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个人。一个工人尽管搞成功一项能够创造上百万利润的发明，但是可以不发给他几千奖金，惟一的原因是这给一个人“太多了”。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使国民养成了依赖国家和等待任务的被动心理，缺少刺激机制的平均主义原则无法激起人们的创新欲望，这样使俄罗斯民族在苏联解体后极不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致使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转规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步履艰难。难怪西方学者认为：“许多俄罗斯人在其社会主义崩溃后开始把宗教作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选择，但他们因接触到保守的正教观念又感到失望”。他们把俄罗斯东正教称为“反现代主义的宗教”[16]（第17页）。
    这种群体意识还体现在东正教伦理学主张对内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对内和平上，在罗斯封建割据时期，教会人员是各内讧王公的调停人，他们把维护社会安定当做自己的天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家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困苦的条件下，东正教所倡导的以温、良、恭、俭、让基督教美学道德依然是信仰东正教俄国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依然被东正教徒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道德准则。如东正教谴责吸毒、贩毒、酗酒、卖淫及嫖娼等社会丑恶行为；东正教还设立专门的慈善机构，管理全国的慈善事务。在当今医疗服务商业化的形势下，莫斯科牧首区附属中心医院仍是一个提供免费诊断和医疗的机构。199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总统和议会的矛盾冲突中，发挥着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和事佬的作用。1995-1996年在车臣问题上，东正教会主张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这些美德对于净化俄罗斯国民的心灵、道德水平和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赢得了广大下层教徒和非教徒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对外反对侵略上，东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蒙古鞑靼人长达240年的统治时期，东正教神职人员积极与王公共商国事，并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还将勇抗侵略者的将领--诺夫哥罗德王公“涅瓦王”亚历山大和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季米特里列为“圣人”，由此强化了罗斯人的民族凝聚力。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许多军团中的东正教神甫不仅用“为基督而战”的祈祷仪式在战壕中号召士兵勇敢杀敌，而且身先士卒、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在1812年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死伤了约50名神甫，在克里米亚战争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死伤了约30名神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了约2000名神甫[13]（第144页）。许多修道院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资，有的还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堡垒。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爆发的当天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就发表了告全国东正教徒书，号召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拿起武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作战队和“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参加了敌后游击队或为游击队提供后勤援助[17]（第57页）。可见，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东正教信仰是作为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力量出现的。
    四、博爱和人道主义的色彩
    东正教较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传统，特别是植根于俄罗斯村社特殊土壤中的东正教对上帝救赎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甚至爱你的仇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皆为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者的同情和怜悯等，这与俄罗斯村社农民的人道主义吻合为一，它们都是一种泛爱主义。这些在乡村广大低级神职人员的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处于农奴制压榨下的贫苦农民很容易接受这种带有原始基督教特色的东正教。此外，由于俄罗斯村社实行“连环保”，国家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东正教教导教徒爱上帝、爱邻人，“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村社的农民甚至可以为公社的犯罪人代为承担他承担不起的罚款，这两种泛爱主义的结合，使得俄罗斯人把“苦难”、“不幸”与“罪”混为一谈，这样对统治者来说便于统治，但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使俄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很慢，这自然压抑了生产力的提高。
    再者，东正教伦理造就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诞生于18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也不是特别有知识的，而是“如同僧团或者宗教流派，有自己独特而有偏执的道德标准，有乐善好施的人生观，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甚至还有特殊的外貌，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6]（第8页）。他们是俄罗斯文化的奠基者，东正教会是俄罗斯史学、文学的组织者，修道院是最早的修史中心，教士和修士是最早的史学、文学、戏剧、游记和艺术理论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教堂建筑是俄罗斯艺术的集中体现。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被一种东正教的社会伦理思想联合起来，“与现实不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是知识分子的特点。”[6]（第26页）东正教的伦理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充满了神圣感，他们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视为上帝的感召，并从而产生出坚忍不拔的精神；远离充满恶的世界、禁欲主义、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从拉季舍夫开始反对农奴制，到十二月党人起义，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探索俄国的前途命运，到以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革命民粹主义者追求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这些被称之为“俄罗斯土地上的伟大漂泊者”的知识分子都是纯情的单相思者，他们虽然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的爱恋，但却经常遭到来自上层专制君主国家的镇压和来自于底层广大农民的冷漠和拒绝，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满怀着对俄罗斯人民的爱恋，赴汤蹈火，至死不渝。失败之后，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转向了文学与思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洛维约夫，他们的作品从宗教情绪出发，放弃为个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改造的现实主义道路，为俄罗斯寻找一条沉浸于宗教集体主义和村社精神的乌托邦之路，这样由悲观主义、神秘主义而导致了俄罗斯文学作品浪漫主义有余，理性主义不足，近代俄国文学上群星灿烂，享誉世界，而罕有伟大的哲学家。“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性和人性为全世界所震惊”[18]（第217页）。正如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所言：“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只是由于俄罗斯历史的特殊性，使这份恋情失去了应有的缘分，肩负着东正教伦理所赋予“救世”使命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长期论战，并未给俄国寻找到一条符合俄国国情、超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赫尔岑曾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视为具有两副面孔的、朝着不同的方向的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他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19]（第190页）。而且应当指出，由于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后贵族知识分子的出现，俄国社会文化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个是建立在世袭领地基础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的统治阶级的贵族文化；另一个是建立在家长制、国家主义、肤浅的功利主义、社会乌托邦和世界末日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下层的农民村社文化。文化的分裂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观的极端化和对抗，其结果引发了社会的多次动荡[16]（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