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学的“危机”，这是近年来史学界经常议论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危机感呢？有人认为这种危机感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没有正确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两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此仅是基于表象的认识，我们究其根本的原因乃是来自史学方法论方面。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这必然会对旧的思维方式和智能结构形成冲击波。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史学研究尽管已经跳出“帝王家谱”的巢臼，开始注意社会生活。但由于受到传统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是偏重于政治、经济几个领域。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习惯于把复杂的过程看成单纯的线性因果关系，作单面层的直线式静态考察。以校勘、考证、排比等单一方法来编年纪事、臧否人物、褒贬善恶。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史学理论方面一个重大问题的探讨，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讨论激烈、观点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否其对发展学术、繁荣文化的重要意义。然而大家似乎很少考虑从方法论方面去进行新的探索，以求新的突破。尽管观点各异、但其研究方法论却出于一管，结果很难得令人心服的科学的答案。无怪乎有人呼吁：“愿现表科学的光芒照进晦暗的迷人的历史研究中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见《贵阳师院学报》80年第1、2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亦并未完全将其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来对待。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仍然避免不了“注经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循章摘句，去解释历史事件。有的甚至剪裁历史事实去适合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论述的情况。显然这种把事物看做孤立的因条系列和分离开来处理的机械模式根本不能适应作为体现多样性统一特点最为突出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机械因果决定论和都只存在一种可能，代替旧的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的具体面貌亦是多种多样，其演变的途径和方法也不能只限于一种模式。毋庸置疑，不改变这种机械的单层面的思维模式，史学研究将很难有新的突破。
    代表新的科技革命成就的“三论”经过贝塔郎菲、维纳、申农、普利高津、哈肯等人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这样一个本身的发展过程。它已不能简单地被看成一种科学技术，它已发展为一种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它完全符合日益被实践证明当代人们必须建立网状的立体思维方式和智能结构的要求。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将其用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时，可避免陷入单一的线性因果律的框架，使人们能从多层次多角度全面认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
    二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而产生、发展的。人类在与其控制新事业的自然力的周旋中，形成一种生活和思维模式，并受这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制约。在“浑沌初开”时期，人们迈出了对宇宙进行探索的第一步。此时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是一种总体的、浑沌的、粗浅的、直观的认识。他们不可能超过自然的力量，而只能去解释当时已知的大多数现象。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宇宙观认为，水是重要的。居民们从他们常遭不可预知的洪水之患的经历中，很自然地产生这种看法。他们把“天”和“地”描述为两个由水支撑的平扁圆盘。这一直影响到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们。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约前640—546），他的宇宙观认为：水是宇宙的本源，世界万物都起源于水。他认为地球是漂浮在水上的圆盘，而天空则是由稀薄的水汽形成的盖子。经验告诉人们，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陆地上有水，大陆周围是海洋，井把地下水供给人们，天上则通过下雨降下大量的水。在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是幼稚的。但当时人们对自然认识能力的局限，使其对自然界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这种迷糊不清的、带有猜想成份的基础上。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和留伯基一样都假设宇宙是原子和空间所组成，空间为原子活动提供场所。由于原子的结合事物就形成了。德谟克利特还认为，原子是不可分的、不可穿透的、紧密结实。古代原子论者似乎很接近于“真理”。但别忘了，这个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和推理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仍然带有猜想成份。
    在我国古代，最早成书的《易经》与《洪范》中也记载着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易经》中的八卦说是从人们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天、地、雷、火、风、泽、土、山这八样东西作为说明其他更多的东西的根源。《洪范》中“五行”说，把金、木、火、水、土这五种最基本的物质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不可缺少的元素。十一世纪时的邵雍（1011—1077年）创立了唯心主义的象数体系来解释宇宙，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由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而来的。太极演为二仪，二仪生四象，四演为八，八演为十六、十六演为三十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他这种简单的“加一倍法”似乎能给人以分析的启示，即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如果我们抛开其唯心主义的本体，就其主观想象的“质”一层层分下来，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猜想，却提出了一个分层次的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分析方法。但在于具体的太极，二仪，四象是什么，邵雍是不可知。当时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唯物主义者也是不可知的。但这无疑是较前人的一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