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瓦·尼·萨多夫斯基在考察了将近四十多种系统的定义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系统概念的任何定义的重要不变因素,乃是确定构成系统的诸元素的联系性。系统是相互联系的或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结合——在大多数的系统定义中都以某一种形式包含有这一论断”(瓦·尼·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中译本P100—P13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系统定义表明系统论研究事物的特殊角度。 信息论表明,客观事物的内部及其外部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传送、加工、处理等过程来实现的。根据信息方法的特点,任何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都可以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这个信息变换过程。也是对“相互作用”具体方式的模式化。 “控制论主要是研究系统的行为方式及其类型”(克劳斯《从哲学控制论》P16、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也是研究系统内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行为方式问题。控制论中的反馈理论是关于相互作用的专门理论。所谓反馈,就是施控系统输送出去的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后产生的结果再输送团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反馈关系反映的就是施控系统与被施控系统之间的作用反作用的关系。可以说,任何事物之间关系、联系和相互作用,都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所谓“相互作用”就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互相转换。互为因果的变换过程。 这样,反馈方法就为事物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具体模式。随着控制论研究的深入,反馈理论也逐步深化。 由此可以说,如果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很早就认识了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并且在唯物史观的体系中业已达到了辩证认识的话,那么这些对“相互作用”的认识,也象恩格斯评论古希腊哲学时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马恩选集》第三卷P60)。十九世纪人们对“相互作用”的认识,就正停留在这样的水平。诸如事物如何展开自己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岂有哪些不同的层次类型?又如何实现的等等。十九世纪科技水平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而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正是从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开始了人类认识的新阶段,把人们对“相互作用”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唯物辩证法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提出了联系类型的复杂性,但并没有对这些联系作出更高的抽象和明确划分,而系统论完成了这一任务。系统论把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上升为“系统”概念,并确认系统具有组织部分在孤立状态所不具有的整体功能,而且它总是同一定的环境发生联系和关系。系统论还从系统和环境、系统和素、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揭示了相互联系的多种类型。在它看来,系统客体除具有因果联系外,还具有系统联系、结构联系、功能联系和整源联系。系统论在揭示这些联系时,既不是停留在一般地承认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上,也不是考虑具体系统客体的特定内容和属性、功能和关系,而是在于阐明它们内在诸联系的同型性和一致性。因此,这些关于系统联系类型的划分就具有认识事物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法论意义。它无疑是对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认识。 每个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马恩全集》第二十卷P382)。故而决定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总要受时代的制约。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取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人类思维发展经过了一个综合——分析——更高层次上的综合这样一个过程。自然科学每取得一重大突破,便是科学理论产生的时代。十九世纪科学上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二十世纪科技革命产生的“三论”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产生的基石。 三 从人类思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危机”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现代社会里史学研究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事实证明,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行的。但这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排斥,而是一个互为补充、发展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思维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部分,是以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最新成果为奠基石的理论结晶。它本身就是个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科学的顶峰,那就封闭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去研究问题,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技术为更进一步发展、完善系统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和手段。但系统论一般多是从平行关系和共时态的角度出发,它不涉及其系统内部发展的原动力及其终极原因等问题,因此只用它是难以解释整个历史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终极原因。同时从人类思维发展继承这一基本规律出发,抛弃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我们面临的任务应该是以新的思维方式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反思,用最新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去充实、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建立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 史学领域的改革和创新需要勇气,要敢于承认危机、面对现实,同时还要有勇气打破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影响下的单一、保守、封闭的思维模式和框架,遵循思维发展规律,正确地运用新方法,创立全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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