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编年史矩制，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学人所称誉，推许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①
    《资治通鉴》的编撰，主要是司马光个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前人论及此书，都视为私撰，忽略了史馆制度给司马光提供的便利。全毓黻先生著《中国史学史》，已约略看出《通鉴》是官修与私撰相结合的产物，可惜未展开论述②。我认为，司马光去唐宋史馆制度之弊而取其所长，既得史馆制度之力，又收个人裁断考索之功，这是讨论《通鉴》编修成功必须注意的两个重要因素。
    《资治通鉴》的编撰，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嘉祜年间（1053-1063）至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发愤“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苟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③自撰（历年图》五卷，扼要记载历代兴衰大迹，“聊以便于讨论”④，并于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英宗，接着又在治平三年（1066）按自己的计划撰成《通志》八卷。
    他最初是想以个人的力量写一部通志。《历年图》包举千余年大事，虽只是个纲目，也显示了他抱负宏大。但他把撰写《通志》的抱负付诸实践时，仅仅撰就八卷，还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三，就感到“私家区区，力不能办”。⑤这说明要编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只凭个人主观意愿是难以济事的。司马光认识到这一点，故将所撰《通志》进呈英宗，欲籍政府之力以遂其续成全书之志。
    第二阶段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至元丰七年（1084），历时19年，为司马光受诏设局修史时期。在这期间，北宋政府为司马光提供各种便利，使修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鉴》自九卷以后的286卷都撰成于这一时期，这实际已属官修。
    一
    司马光设局修史后，北宋政府提供的第一个便利，是“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⑥使司马光及史局同僚得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国家藏书。
    龙图阁建于大中祥符中（1008--1016），藏书28891卷，⑦天章阁建于天禧四年（1020）分藏太宗、真宗御制御书及典籍图画。藏书最多的是三馆和秘阁。所附三馆，指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其制始于唐。五代离乱，梁贞明时以“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⑧即后来所废的西馆。图书穷乏，隘陋已甚。宋代“三馆为一，并在崇文院中”。⑨宋太宗大平兴国二年（977年）诏有司度左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三年（978年）二月成，下诏“尽迁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⑩端拱元年（988年）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实之，规模益加恢扩。
    三馆秘阁，以史馆藏书最富，故独分四库。书籍来源，一为五代周藏所遗，有1万3千余卷；一为平南唐诸国及求募民间所获，并经官校雠，撰为目录。《崇文总目》删汰重复，迻写入薄，共著录图书30669卷。《宋史·艺文志》亦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
    北宋官府丰富的典籍，为《通鉴》的编撰准备了资料，而《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大类书和总集先后修成，又促进图书的购募，进一步为《通鉴》的编撰准备了条件。
    司马光既有丰富的国家图书可资凭籍，神宗又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自然能博征详考，左右逢源，取用不竭，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11）征引书至三百余种，其中还包括不少唐五代帝王实录，举凡《崇文总目》史部所录，无不搜采，径自采用而不著书名的还不在此数。故章太炎称《通鉴》“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所叙条理秩然，皆可以见其功力之深也。”（12）司马光也不无感激地对神宗说：“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简，已泣遗弓。”（13）
    《通鉴》294卷，唐代篇幅最多，范祖禹初稿达六、七百卷，最后由司马光删定为80卷，取材除正史外，稗官野史，谱录别传，墓志碑碣，无不收录。这固然由于年近事详，资料愈富，但也受惠于唐代以来的史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