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修史定制，例于每一皇帝崩后，由史臣辑一编年体的实录。高似孙称“实录之作，史之基；史之所录，非籍此无所措其笔削矣。”（14）因其取途至宏，叙事周备，远胜他书；而体例年经事纬，尤与《通鉴长编》相类，故司马光取用唐、五代实录尤多，见名于《考异》的就有廿余种。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编写，司马光曾指示他，“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然后始“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记》、《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15）可见是把实录作为底本，折中年月，标出事目，比勘诸书，撰写丛目的。故《考异》诸书与《实录》抵牾者，则多以《实录》为归。《通鉴》正是因为广泛征引《实录》及杂史百家，才确保了质量，提高了史料价值。又如韦皋《西南夷事状》，王溥《唐会要》，都是当时上之史馆，藏于崇文院，司马光获睹，《通鉴》得以补益的。
    司马光奉敕著书，北宋政府提供的第二个便利，是政治上的保障。
    司马光历事四朝，撰写《通鉴》主要在英宗、神宗时期，政治上虽为疏，史学上则为遇。他在45岁知谏任上时，曾力言建储事。英宗即位后，便成为司马光的知遇，首擢光为龙图阁直学士，次命其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按所进八卷《通志》续撰，置局秘阁任其自辟馆属。神宗即位，十分重视他的道德和学问，预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亲制序文，阐述其造端立意，揭示了《通鉴》的宗旨，可谓司马光学术上的“识者”。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书成，神宗诏奖谕，赐银帛衣带鞍马，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苟悦《汉纪》远矣！”（16）哲宗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奏荐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司马康同校《资治通鉴》，从之。十月校毕，国子监奉敕镂版于杭州，七年版成，遂“立于学官，与六籍并行”，（17）为世所重。
    《资治通鉴》从编撰到校定刊版，始终得到史馆修史所应得到的种种便利。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光死后，党祸大兴，蔡卞之党竞尊王安石而排斥司马光，禁士人习元学术，《通鉴》却因神宗“御制序”的荫佑，免于毁板。《清坡杂志》载：“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莹）闻之，因策士题，制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孩异，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蔽高阁，不敢复议毁矣。”
    司马光在志局19年，其间多次有人造谣诽谤，恶言中伤。（18）
    司马光亦自谓“十九年中，受了人多少语言陵籍。”（19）尽管如此，为什么志局并未中辍，迫害之事也从未发生呢？这固然由于王安石的个人品德和政治家胸襟，更重要的则是神宗的器识。只举一个例子，光“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才，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一节，自朕即位，惟见此一人’”。（20）并经常派人慰问，爱重如此，新派虽有加害之心，但怵于皇恩，不敢行动。
    政治上的保障，使司马光能有潜心撰史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当他在朝撰史时，神宗眷顾优隆，近臣莫及，故五年间即撰成四朝78卷。熙宁四年书局从汴梁迁往洛阳后，司马光除在七年上书条陈六事外，都躲进书斋专以修书为事，历时14年之久。他在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21）辟为独乐园，自号迂叟，每日著述于读书堂，疲倦时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乎，临高纵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适”。（22）完全是一个远离尘俗，不求旧达，专心致志，发愤修史的学者。正由于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在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厉行新政时期，继续写完十二朝216卷，成为空前规模的巨著。
    二
    《资治通鉴》的修成，得力于史官制度颇多；更重要的则是克服了史馆制度的弊病，成为一家之学。这是探讨《资治通鉴》成书不可忽视的另一因素。
    设馆修史，集众成书，虽肇于两汉，而建制实始自唐初，至宋代规模益备，明、清沿为常例。史馆之弊，刘知几揭橥最深，因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23）身任史职逾20年，备知其中痼疾。其后韩愈为一代文雄，曾有志修史，及为史馆修撰，可伸其志时，又惧祸不为，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云：“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鑿空构立善恶事蹟，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24）金毓黻先生说此数语乃韩愈论旨，并说“设局修史，作者如林，忌讳既多，难于下笔，虽贤如愈，能文如愈，而终不得申其志，此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通病，贤者所不能革”。（25）所论甚是，足证唐史馆在学者心目中的形象。清代史家万斯同曾云：“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有文，其后专民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26）就一般史学现象言，官修、私撰二者成就的高下，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