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馆的弊病，北宋士大夫当然都有所知。宋庠因病刘《唐书》及范质《五代史》义例无次，首末相违，漏略丛脞，有意重纂；但又恨家乏篇籍，人无师仰，而“秘府所藏唐家纪传、诏令及偏记、小说之类，名种尚多；五代实录，诸国僭伪之篇，往往完具”。（27）因上书仁宗，希望能通阅秘阁图籍，择李淑、宋祁二人协同，将《唐书》及《五代史》别加撰著，“然乞不为官局，只许于馆阁内正行公文，更互辍借，应系《唐书》及《五代史》照对文字，各就本家纂录，并不烦官司供给，庶得寝寻史法，宽假岁期”。（28）并举唐张说退罢，许在家修史，沈傅师出为湖南观察使，亦令在州撰述之例，说“彼本朝记注，尚许私藏，况前世成书，讵勞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补差择，亦乞如傅师故事。”（29）显然，就是针对监修掣肘，难以适从的痼习，要求在家撰述，遂心从愿，有感而发。考仁宗敕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曾五次呈状辞免，而英宗允准他自择协修，书局自随，很难说不是他鉴于史馆积弊要求得准。特别是设立志局后，司马光遍窥秘阁图籍，《史通》既见录于《崇文总目》，又为《册府元龟·国史部》征引，当为三馆所藏，必然为司马光所见并蒙受影响。《通鉴》一般不载文人，却既载刘知几表陈四事，复慎重书其卒年，胡三省注：“刘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犹褚无量。”可见司马光对刘知几的重视。故推断他是在《史通》的直接影响下，克服史馆制度的种种弊端，发挥集体编书的优势，才完成《通鉴》这一历史巨著的。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点：
    （一）妙选人才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30）“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31）批评居史职者，“必恩倖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致使史馆成为“素食之窟宅，尸禄之渊蔽”。（32）而“《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33）司马光受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时，英宗对他说：“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他回答：“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35）固已知史馆有人士而无史才，其先后荐召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协修，都是当时天下之选。刘恕“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36）曾“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记》”。（37）在志局时，凡史事纷错难治的，都诿刘恕，司马光自谓仅蒙成而已。（38）刘攽“博记能文章，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称颂。”（39）王安石曾有诗赠他：“刘郎高论坐嘘枯，幕府调腼用绪余；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且复弦歌穷塞上，秪应非晚召相如。”（40）倾挹如此，可见其才高当时。范祖禹在三人中年龄最轻，“知识明敏，好学能文”，（41）“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42）此外又有司马康检阅文字，也“敏学过人，博通群书”。（43）
    司马光的这个编书集体，年龄参差，老少结合，但政治上都志同道合，情谊驾深；学术上又各有专长，是当时第一流学者；无怪乎晁说之称：“《通鉴》之为书，有贤杰辅相攻坚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44）
    （二）明确分工集体修书，个人专长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相互配合，得展其长。刘知几曾指出：“设官分职，宣勣课能，欲使上无虚授，下无虚受，其难矣哉！”（45）而史馆之弊，就在科条不立，铨配无人，“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46）司马光根据各人的专长分工，如刘恕“于魏晋以后事尤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委而取决焉”。（47）刘攽是汉史专家，则负责汉纪部分。范祖禹稔熟唐事，故分职唐史而兼及五代，都“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48）然后“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49）
    助修诸人，分工明确，各尽所长，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范祖禹入志局较晚，司马光曾指示他：“请从高祖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天祜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50）可见各有专门，又互为录致，铨配合理，彼此补益。惟五代部分初由刘恕负责，刘恕以风挛早率，初稿未完，祖禹续成，故司马康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攽），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淳甫”（51）之说。
    除助修诸人互相配合外，主修司马光也主动与自己的助手讨论义例方法，禅益良多。特别是刘恕，素为司马光所服，商榷尤频。《通鉴问疑》集兄与刘恕往复相难之语，涉及书法、正统等体例及有关史实问题，讨论宏富，互相发明。刘恕子羲仲说“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52）研讨互助，配合有效，充分发挥了集体编书的长处。
    （三）统一方法“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扬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53）故明确程序，规定步骤，统一方法，最为重要。司马光的撰史方法，可分三个步骤。首先作丛目，即按年月采摭异闻，排比史料，标出事目，注明篇第，尽量详备，过多不害。其次作长编，即就丛目铨择修辑，锤炼组织，凡有去取，须加考订，小字附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无以考者，则云两存。这两个步骤都由助手负责，书吏钞录。最后定稿，由司马光一手裁夺，删其繁冗，整齐杂越，考订异同，修改润色，如出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