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手修书，最忌条理混乱，杂旮重出，详略失体。司马光修史，除在具体步骤上有统一安排外，方法上也有一番发凡起例的功夫。如断限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五代周显德五年；纪年以后来者为定，借年纪事，授受相承，不别正闰，无所抑扬；叙事“先提其纲而后原其详”，（54）先溯由来，次及本事，书一事而他事连类及之；载人不为宋讳改书，人之初见者冠其邑里，国名人名相同者增文示别。宋乾道间，司马光曾孙似掇取家藏遗稿，辑有《通鉴释例》一书，推论《通鉴》凡例有用天子例、书列国例，书帝王未即位及受禅例，书称号例、书官名例，书事同日例、书获斩例、书复姓例、书字例、书反乱例，（55）虽未必尽合司马光本旨，亦可见其著书之始，于全书义例方法，早有明确规定。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曾批评他所作丛目，“俱未曾附注，如何遽作长编也？”要求严格，不能稍有逾矩，既保证了全书的质量，又避免了主编删削的烦劳。
    （四）限定日程史馆修书，相互推诿，人浮于事，“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56） 司马光修史，有鉴前辙，必课以日程，其《与宋次道书》云：“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年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可知北宋政府虽“量加常俸，不责课程”，但司马光督课甚勤，而于已尤严。特别是小人以书久不成，浮言中伤后，光更“严课程，省人事”，（57）促修益急，计日起功，又不惮烦费，细大不苟，自谓：“研精极虑，究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58）刘恕虽得风挛，右手足废，仍不废修书，病亟乃止，辛苦之状，课程之严，可以想见，避免了“当官卒岁，竟无刊述”（59）的陋习。
    （五）广泛取材刘知几曾批评“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薄籍难见。”（60）由于史馆深居，通籍禁门，故尔搜访不博，视听难周。司马光虽有三馆秘阁丰富的图书凭籍，但遇到具体问题时，仍感到史料的不足，故对于私家载籍，散在闾巷者也多方搜求，借本謄写。如宋敏求家富藏书，多至三万卷，且都校三五遍，最号精密，刘恕曾枉道毫州借览，敏求日具馔为主人礼，刘恕不受，“独闭阁昼夜口读手钞，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61）司马光居洛时，读书堂聚书万余卷，晨夕取阅，虽累数年，而新若未触手。刘恕私藏亦富，名重当时。《通鉴》记事确凿，处处都有稽据，无疑是和这些丰富的私人藏书分不开的。
    （六）主修载断史馆主修，历多趋兢无学之士，措辞下笔，往往十无一二，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62）特别是监修总领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63）和虚衔领修不同的是，司马光学术深醇，治学严谨，又善于领导，亲自动手。他少好史学，自幼至老，精勤不懈，苏轼称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64）欧阳修虽与他政见不合，也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65）而他自谓“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表现在学术上十分踏实认真，周慎细致，又眼光犀利，游刃有余，是一位才、学、识兼擅的史学大家。在撰写《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作为主编，不仅使协修诸人有相济之美，且亲躬其劳，抓义例，定书法，明步骤，草提纲，最后予夺笔削，陶铸炉锤，断以心裁，一出已手，使集众修成的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大书，风格统一，脉络井然，体例严谨，文字醇美。《通鉴》的成功，是司马光毕生心血贯注的结果，诚如他《进资治通鉴表》所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成书，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病，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在这个集体中，作为主编的司马光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翦伯赞同志曾经指出：“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固然要有很多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但每一部书还要有一个司马光。”（66）司马光正是以自己淹贯的学识，辛勤的劳作和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人品，领导全局，使其协同如出一人之手，而备受协修诸人的尊敬。
    （作者附记）拙文发排后，学术界又新发现一封沉晦数百年的司马光佚信（见邬国义《新发现的司马光〈与范梦得内韩论修书帖〉考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该信为元和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卷一所收，其中云：“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止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宫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可见司马光自己也意识到，除自己的主观条件外，还必须依靠官修史书的各种便利。可证《通鉴》既系于官，又存乎人，是这部巨著撰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