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范晔的《后汉书》，历代论家评价都很高。认为《史》、《汉》以后当首推《后汉书》。但对范晔的人品，却自来有争议。特别是在他是否参与谋反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学界一般采用清人的论断，认为范晔颇能以气节自励，不可能参与谋反。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陈澧《东塾集·申范》，傅维森《缺斋遗稿·书宋书范晔传后》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后汉书》等文章，以范晔为必不反，所执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范晔与文帝君臣之际相处甚欢，文帝爱其才，故深加委任，恩宠备加，以至于有过不罪，所以范晔不可能忽持戈相向，甘冒不韪，参与谋反。二，当日义康执政，范晔以饮食细过为所黜逐，其怨义康必甚，故不可能再效忠义康，身殉其事。三、谢综与孔熙先秘议谋反，告于范晔，范轻其子儿，故不以上闻，非同为逆乱。其身陷大戮，以反判罪见杀，实群小嫉才倾陷所致。《宋书》依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不足深信。四、范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多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故犯上作乱必不为也。
    考之史实，我们发觉上述这些说法均不能成立。范晔出身在“也擅儒学”的士族大家，博通经义少擅文名。入仕后仕途坦达，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名爵期怀，于例非少”，确实称得上“嘉遇”。但问题是文帝并不真正器重他，只是见他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加以荣爵，所谓“以卿稍有文翰，故相任擢”（《宋书·范晔传》）尚书仆射殷景仁死后，文帝委任他和沈演之、庚炳之共掌朝政。他对沈、庚两人以国器视之，对范晔只取其“才应通敏，理怀清安”。（《宋书·沈演之传》）时晔与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独被引”。可见，他只爱范晔的文才，并不认为范可当重任。显然，这使一向自视很高，“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的范晔很不服气，所以“自谓才用不尽常怏怏不得志”（《资治通鉴》卷123 “元嘉十七年”）后徐湛之上表告他“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攻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不尽是捏造。又，他持身不谨，“薄情浅行，数犯名教，为士流所鄙”（《资治通鉴》卷123“元嘉十七年”）曾因携伎妾奔母丧， 为御史中丞刘损弹奏。且好财货，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并皆珍丽。妓妾盛饰，母却寒俭，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不仅如此，他还不检内行，一向有闺庭议论。（《宋琐语·词赡》称他是专在女性面前献媚的“雄狐”）故虽门宵清毕，却被排斥不得与皇家通婚。这也增加了他对文帝的不满。王鸣盛以为“当日江左门户高于蔚宗者多，岂连姻帝室者，而蔚宗独当以此为怨，亦非情理”，其实这话问得很没来由。诚然，当日没与皇室连姻的士族多得很，但那是因宋时高门如林，势不能家家都和为数不多的皇室成员结亲，而非如范晔那样，因品行不端而见弃于皇室。此其一。
    其二，范晔早年任义康的冠军参军，后历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贬宣城太守。以后复起，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由此引起“谗夫侧曰”（《资治通鉴》卷124“元嘉二十二年”），同僚见嫉是可能的。他又恃才傲物，目无旁人， 曾作《和香方序》，于满朝权贵如庚仲文、何尚之、沈演之、羊玄保、徐湛之等遍加讥刺，自然疾恨者多。但据此说他的罪名是出于这些人的构陷，却只是猜度之辞，无史料证明。当日义康与文帝有隙，后义康因结党擅权遭贬，与之相结者不是遭贬，就是被杀，与之过从较密者也都引起文帝及周围权臣的注意。范晔谋乱真迹有显于外者，何尚之、沈演之见其意趣神色有异常之属，所以告於文帝，这是事实；但他们并没有乘机加害他，置他于死地的图谋。如何尚之只是建议文帝将他“出为广州”，怕他“在内衅戌，不得不加以铁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南史·何尚之传》）以后范晔下狱，对尚之郑重相托，“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倘事属尚之等人构陷所致，范晔怎会这么做。又，他曾说于“庚尚书无恶”。可见，他虽依才使气藏否过这些人，但与之并无宿怨，所以群小构陷一说不能成立，何尚之等人告其谋反言必有据。事实上文帝对之也早有觉察，只是“鉴于始诛刘湛等，方欲外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姓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其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同上）。文帝既能以容才戒人，又能以拒谗讳己，即使有小人构陷，当不至于不加分析地听信。再说事涉谋反，文帝怎能不深加追究，倘无实据，则诬陷之人必自取败。
    其三，再以范晔谋反一事本身而言，《宋书》、《南史》记载得很清楚，他是谋反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晔所造及治定”。事发后，他先是想推罪于熙先，说自己受人诬引，待文章出示其手笔，才服罪。或以为他与义康有隙，当不能死其事。但从他代义康作《与湛之书》中所说的“往日嫌怨，一时豁然”中可见，他与义康此时已互相取得了凉解。揆之情理，我们以为这是可能的。一则范晔父子与义康关系非同一般。当日文帝杀徐羡之，任王弘为司徙，录尚书事，参国政。时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扬州，是范泰劝说王弘召其入京共掌朝政。范晔本人早年投到义康门下任参军，得重用，义康对他有知遇之恩。以后虽遭贬黜，但在别人丧母之际听挽歌为乐，所行过份，宜乎义康恼怒。以后，谢综为义康记室参军，自豫章还，申义康意於他，“求僻晚隙，复教往的”，（《资治通鉴》卷124“元嘉二十二年”）他也就不再计较了。二则他本不满文帝。义康与文帝有隙，欲倒文帝，此共同的利益也使他忘掉过去的一段恩怨，重新和义康站在一起。史书于此有明确交代，揆之情理也可理解，所以清人的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又，或以为蔚宗知谢、孔等秘议谋反，因轻其小儿，所以才未告发。但谢、孔两人都是才气纵横且政治经验丰富的人，特别是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同上），文帝惊其才，曾怪何尚之处铨衡而不识人。并说：“以卿之才而滞於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宋书·范晔传》）。这样的人，哪是以浮躁狂颠而求倖进的小儿？所以，以范晔自辩之辞作其不反的依据，也不能使人信服。王、李诸人还对《宋书》记事提出疑问。诚然，《宋书》纪事未必件件属实，齐武帝对沈约修史多有干涉，自会使《宋书》的真实性受到一定影响。但在记范晔等谋反一事上，沈约写得详细，且有条理，并不如李越缦所说的“游移其辞，本无显据”王鸣盛认为其“全据当时锻炼之辞而书之”，也豪无根据。沈约不会无故贬抑范晔，倘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惩奸邪、窒乱阶，那同是谋反之人，他对孔熙先的记叙何以这么留有余地，并且字里行间流露着惋惜之情。因此我们觉得，在没有确切史料证明范晔不反的情况下，《宋书》以及以后《南史》、《通鉴》的记载还是必须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