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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这种通脱的思想作基础，所以他在晋王朝行将灭亡之时分化出来，投奔刘裕。时刘裕权势正盛，任义康为相国椽，督领豫、雍等州军事。安帝义熙十年，晋雍州刺史任他为主薄，他不就职，却入奔义康，任冠军参军。后义康为彭城王，晔入为兵部员外郎，旋出为荆州别驾从事。范晔既会脱离晋王朝而事易姓，为何不可能做背文帝而立义康的事呢？再说历来犯上作乱都是以成败论的，成者为王败者贼，刘裕的天下就是从晋那里犯上作乱来的。他征讨桓玄，荡平慕容超、卢循等割据势力，意并不在兴复晋室，所以杀安帝，立其弟为傀儡，以后又以禅让名夺权。至于整个东晋南北朝，篡弑废立之事就更屡见不鲜了。就以刘宋而言，刘裕死后，帝室内部矛盾趋于公开化，不久就发生了权臣徐羡之废少帝义符，迎立文帝义隆这样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如范晔这样一个耻作文士，自视甚高的人，眼见不能在文帝手下驰骋才智，投入到义康门下，有什么不可能？且他为人又进利（《南史》），本传说他“利害相倾”，不甘寂寞，力主进取。在《独行列传》中，他曾引孔子的话说：“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义康自入朝掌政以来，事决自己，生杀大事，皆以录命断之”，且好接引“位卑人微”之士，故一时“权倾天下”，朝臣如刘湛、刘斌、王履刘、叔文和孔胤秀皆依附在其门下（见《南史》本传）。范晔与他素有旧，拥戴他是顺理成章的事。为求一逞己志，即使有“狂衅取灭”之虞也在所不惜，所谓“既己取进，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再者，当日文帝与义康的矛盾日趋激化，那些依附义康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前面提到的刘湛，就是因为与义康相结，最后以“合党连群，扬扇同异”的罪名被杀的（见《宋书·刘湛传》）。刘湛与义康的关系和范晔与义康的关系很相似，他阶籍门荫，少叨荣位”，在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时，就代为职掌府州军事。以后“义康擅势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同上），最后因义康败露被收付延尉，死在太子詹事任上。这对范晔不会没有触动，所谓物伤其类不免同悲也。也所以，时人常将他们放在一起评论，如裴子野就说他们两人“皆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资治通鉴》卷124“元嘉二十二年”引）。《宋书》也将两人之传归在一卷，实际上是视两人为一路，故传末“利令智昏”的评语，不专指刘湛，也包括范晔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