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王、李诸人用《后汉书》之崇儒学、进处士，振清议来说明范晔不反，也大可商榷。在《后汉书》中，这一历来为人称道的内容主要见于《儒林》、《党锢》、《独行》、《逸民》诸传。在这些篇章，范晔推崇陈藩、李膺，杜乔和范晔等人的气节忠义，称他们是足以“树立风声，抗议惛俗”的“忠贤”（《后汉书．陈藩传论》）。贬抑宦官，称为“孽党”。以梁冀为“贼臣”，以不敢与恶势力斗争，屈从梁冀的胡广为“粪土”（《后汉书．李固杜乔传论》）。且写得激昂慷慨，哀感顽艳，富有感情。范晔的这种态度显然是正确的，以此说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向往先哲品格的人也可以，但不能把这一点说得太过，更不能由此而抹杀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说他不反。重视一个人的气节在汉代是为人普遍崇尚，且为统治者竭力提倡的时代风气，也是后世封建士大夫、文人引以为榜样，并诉诸实践的理想人格。特别是东汉以后，统治者鉴于西汉末士大夫依附王莽，无所执持，鲜有操守的情况，所以“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日知录．两汉风俗》）。一方面表彰一批王莽时隐居山林高稻不仕的节士如逢萌、周党、王霸、严党等人；一方面行荐举、征辟以激励人心，故当时出现士大夫人人以气节自励的情况。这一些，我们可从《东观汉记》中看到。《东观汉记》是在皇帝控制下，於国史馆内修的东汉一代国史，故它不但神化刘汉政权，歌颂皇帝功德，还特别注意表彰忠贞节义之士，贬抑与汉争天下的群雄。以后荀悦的《汉纪》承此意，以“达道义”、“彰法式”“著功勋”、“表贤能”、“通古今”为写史的出发点。（《汉纪序》）这两部书特别是《东观汉记》给后世史家影响很大。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前修后汉史的共有十三家，除袁宏、张珍两家的《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余十一家皆为记传体，而《东观汉记》居其首。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以它作主要材料，它的观点必然会对陈、范两人有影响。崇尚节气，敦励名节既为历来的封建士大夫、文人所称道、效仿，且《后汉书》取材主要得益于很注重张扬节气忠义的《东观汉记》，因此范崇之褒奖节士砥励名实是很自然的事。由此不能马上得出他也是一个以气节自励的人，更不能得出他必不谋反的结论。再说，他对儒学、儒生和处士并不是一概肯定的。他以为：“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K18905.jpg}或同”（《方士列传》），故指出“《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对儒家经典并不盲从。对东汉儒林“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麈穴，以合一家之说”的陋习也很不满，并引杨雄的话，笑他们迂腐。（《儒林列传》）至于对那些声名很高，以逸民自居的人，他指出除一部分遁世避祸的人之外，一般都是些“纯盗虚声，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的禄利之徒，东汉君主优待他们，是以“养不宾之士”表自己是明王圣主，目的在“举逸民而天下归心”（《周党传》）。故上下相欺，酿成风气。他还指出东汉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声价”（《方术列传》），这些未始不可看作他对东汉风气的否定。故不能坚执《后汉书》进取士，振清议这个内容来证明范晔不反。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就范晔本人来说，他对名节是不甚重视的。范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士族由道德沦丧走向没落的时代。不象东汉之时士族还是一个新兴的上升阶层，士大夫还讲孝义，重直节，讲“修己致禄”，以此光大门庭，保持旌望，砥砺人心，维持风气。南朝的士族却不同，他们只知干禄而不重修身，故整个社会放涎任达成为风气，上自皇室，下至豪门都存在这种情况，处在这种时代风气中的范晔自然就不把名节看得很重。如前所说，他好货（孔熙先就是此藉接近他的），好色，至于孝更谈不上。不仅如此，他对当时一些有清名的人多有讥刺。何尚之“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执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故一无荐举”（《南史·何尚之传》），范晔却讥之以“寒藿虚燥”羊玄保“廉守寡欲”，“不营财利，产业俭薄”（《南史·羊玄保传》），范晔讥之以“棗膏昏钝”。沈演之“情好举才，伸济屈滞，而谦约自持。上赐女伎，不受”（《南史·羊沈演之传》），范讥之以“詹唐粘湿”。可见，他于名节并不看重，更没有受其约束。只凭《后汉书》诸传推断其不反不能服人。王鸣盛还以范晔世擅儒学，本人也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作他不反的理由，更是大而无当。尚儒学习经史是封建社会每个文士必受的基础教育，于反不反无必然联系。至于他祖上世擅儒学，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倘非得那么说，那下面的史实又提出了反证：就范泰来说，他固然博通经史，但并不就是一个以气节自励的人，他“好酒，不拘小节，通率任心，虽公坐，笑言不异私室……然短于为政”，且“任心行止，不关朝廷”。死后，初议赠开府，殷景仁认为“素望不重，不可拟议台司”（《南史·范泰传》）。倘说他之擅儒学对范晔有影响，那么是否也可以说范晔之“行己任怀”是来自于他的遗传呢？所以王鸣盛的这条理由也难成立。
    接着，让我们来正面看范晔对谋反一事持什么态度，这对弄清他究竟反不反很关健。《后汉书》中许多传论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史学家，范晔对历史上朝代更替政权交移有自己的理解，他并不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一姓万祀，所以并不一味惋惜王朝的复灭，而总是客观地分析这种更替交移的客观原因。在《宦者列传》中他写道：“自古丧大业绝宗烟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周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他还进一步提出，倘一个政权腐败之极的时候，新政权取而代之是必然的，算不得违背仁义忠信。他在《李杜传论》中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这篇素来被人拿来作为范晔忠义证据的篇章中，他对李固，杜乔的评价的确很高，认为他们的仁义忠信足以维持人心，转移风气，但他并不坚执盂子的舍身取义一说，认为“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倘“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固然有“杀身以成仁”之美誉，但倘离而去之，也不为“求生以害仁”。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分析汉魏之交天下纷争的动乱时局时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客观公正。在《儒林列传》中他说：“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益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五言也，下畏逆顺执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徙，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眩，则王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既乎剥挠自报，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据章怀太子注，“昏主”谓献帝也，“群英”则指袁术曹操之属。在范晔看来，东汉之亡是明摆着的事，重臣夺权也势在必然，而皇甫嵩身为车骑将军，兼任冀州刺史，诸州军事悉为其所统，犹匍匐于昏主下，实在是很不值得的事。在《皇甫嵩传》中，他还全部抄录了阎忠的干说之辞，当日阎忠曾以“竖宦群臣，同恶如市”，“昏主之下，难以久居”和“既朽不雕，衰世难佐”劝嵩“移宝器于将兴，推士汉于将坠”。他这一番说辞与范晔主张的如出一辙，因此范晔将之尽录于书中不是偶然的。在《荀彧列传》中他又说：“方时运之逆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执强则皇器自移矣”。在《刘焉袁述吕布列传》中，他还表达了一个很通脱的见解：“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夺之情用，因亦恒人必至之期也”，并对刘璋有财力而放弃成都，投降刘备，从而失去争夺天下的机会，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全没有以夺天下为违义谋乱的迂腐观念。更明显的是他对当日与光武争天下的群雄能公正评价。此前，班固在兰台修《世祖本纪》，将刘玄、刘盆子，公孙述、隗器等人斥出列传，另列“载纪”一体载之。《东观汉记》承此例，对他们也严霜相加，多有裁抑之词。范晔却不这样，他将这些人都载入列传，并予以客观地评价，有的还是较高的评价。他如称赞隗器“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楼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隗器列传》），不以成败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