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日耳曼人的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特例”的话，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匈奴、蒙古诸游牧民族的历史。
    与日耳曼人相比，匈奴、蒙古等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就更不具备发展奴隶制的条件了。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奴隶主要用于手工业、商业和农庄上。这种劳动方式具有场所固定集中，便于监督，奴隶不易逃亡，生产程序具体规则，便于集体协作等特点，(23)因而便利于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而游牧民族则不然，他们的劳动方式却不便于发展奴隶制。第一，流动性。马克思说：“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24)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依时节而移，随畜群而徙，生产居室场所无法固定。这种流动性的劳动方式，不易束缚和监督奴隶，奴隶易于逃亡。第二，分散性。草原上的水草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水草丰茂，有的则干涸光秃，寸草不生，牧民“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这样，商业民族、农业民族大规模集体协作劳动方式，在草原上是很难办到的。同时，为防止彼此间牲畜的混杂，牧民们也愿意单家独户在一个地方放牧。这种游牧的个体性、分散性，决定了它所容纳的奴隶劳动是极为有限的。第三，草地公有。定居的农业民族，他们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耕地是固定的。而游牧民族则不然，他们迁徙无常，不可能完全定居一地。因此，定居的农业民族土地比较容易成为个人私有。私有以后，又容易发生买卖，土地容易集中到少数富有者手里，从而为发展大规模奴隶劳动提供基本的劳动对象。而游牧民族则否，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有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25)马克思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土地对游牧民族的重要，而且指出了游牧民族占有土地与定居农业民族占有土地的差异。在游牧民族那里，“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全体部落成员既是这块土地的占有者，又是这块土地的使用者。这种土地的公有制，无疑抑制了奴隶制因素的发展。
    由于游牧民族劳动生产方式具有以上特殊性，因而游牧民族不可能发展希腊罗马式的“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26)对此，苏联学者指出：“在很多游牧民中，奴隶制度没有成为生产的基础，虽然它曾以有限的规模长久保持下来，……游牧民的主要生产阶段不是奴隶，而是普通的牧畜饲养者。”(27)苏联、蒙古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匈奴的奴隶制度并没有在经济中获得广泛的采用，它没有越出家长奴隶制的范围，也没有发展成为奴隶占有制结构。”(28)
    匈奴、蒙古诸游牧民族是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对此，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已作论述，我国一些学者亦有论著。如余元安在其著《内蒙古历史概要》中说：“蒙古氏族制度已瓦解，而游牧业又不适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因此，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蒙古社会开始向早期封建制度过渡。”(29)欧阳熙先生也认为，匈奴人、蒙古人并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而是由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的。(30)张广志教授则认为，匈奴人是直接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部落封建社会”的。(31)我们基本上赞同上述诸家关于匈奴人、蒙古人，未经历奴隶社会阶段的看法。
    综上所述，日耳曼人、匈奴人、蒙古人与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由于缺乏发展奴隶制应具备的条件，因而都没有“必经”奴隶社会阶段。所以，在我们看来，不经历奴隶社会阶段的历史现象，决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例”。
    （三）
    有些持奴隶社会乃人类普遍经历的历史阶段观点的论者，在具体考察世界上古史时，虽也承认在古代（除地中海沿岸少数国家外）作为生产领域的奴隶其数量并不多，社会生产任务主要靠农村公社成员和平民来完成。但他们却又认为，这与“必经”论并不相悖。在他们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奴隶社会，其标志是奴隶制是否成为一种先进的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与奴隶数量没有多大联系。奴隶数量不多的社会也可以是奴隶社会。这种不注重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目前在史学界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但就笔者浅见所及，这种观点似难成立。
    首先，从理论上说，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事物的质以一定的量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为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一定数量的奴隶就没有奴隶社会，一定数量的奴隶，是奴隶社会存在的基础。
    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工具原始落后，社会生产率很低，社会财富的多寡往往与劳动过程中的人数成比例。即是说，劳动过程中奴隶人数越多，奴隶制经济成份在该社会诸种经济形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就越能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反之则否。对这个问题，我们切忌用现代社会的现象去解释。试想一下，在原始落后的劳动工具面前，奴隶制的先进性或主导地位不以劳动奴隶数量来体现，那么它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在古代社会，存在着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制等经济形式，生产领域的奴隶不多，奴隶制靠什么力量去支配其他经济成份，去“决定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方向”？又靠什么力量去“决定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32)历史上真的有过以自耕农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以自耕农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奴隶社会？凡此种种，都是持此类观点的论者所不愿触及的。如果这个观点能成立，那么我们何尝不可说唐宋也是奴隶社会，因为唐宋时期的奴婢并不太少；何尝不可说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原始积累算起，从圈地运动算起。因为，与当时封建手工作坊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小且少，但却是“最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最有利可图，能最大限度地提供剩余产品”的生产方式。显然，这都是说不通的！
    在我们看来，如果说奴隶人数必须在整个社会全体居民中居绝对多数的社会，才称得上奴隶社会，是太苛刻、不现实的话，那么，奴隶人数在当时社会各阶级中居相对优势，方称之为奴隶社会，总该不成问题吧？否则，奴隶社会将失去起码的质的规定性！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