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认识历史，可以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对现实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是重视借鉴历史。“殷鉴”的思想，“资鉴”的治史方法，都是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后人行动的鉴戒。但是，历史不等同于现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避免产生“泥古”的僵化思想。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从现实的条件出发，才能对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有恰当的认识。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司马迁也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这些都是借鉴历史的通达的认识。
    总之，从两个方面说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史学工作者了解现实，考察现实，是发展历史认识所必须的，是一条成功的治史之路；认识历史，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以为史学为现实服务，只是将历史和现实进行比附，实在说，这如果不是一种误解，那就是对历史认识缺乏本质的理解。史学只有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之中，才能成为长青的大树，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史学工作能对现实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是史学活力的所在。时代提出了重大的课题，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在改革的激流中思考历史，考察现实，给予回答。所以，史学工作者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和迫切感。
    二、历史认识的来源
    认识来源于实践，历史认识也来源于实践。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历史的记录是史官、史家的记时书事得到的，是亲见亲闻得来的材料。后代史家通过历史记录研究历史，是间接的认识，但无论如何，历史认识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实际观察所得到的历史记录。二是后代史家对历史的再认识，还受到史家生活的现实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因为，历史认识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又不是史家脱离现实所能形成的。所以，认为历史认识和社会实践没有关系，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大体来说，史学工作有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是用不同形式，记录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现象。当然在记录中会反映出记录者的观点，但这类材料主要还是载言、记行、叙事等。二是通过前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其中主要是历史文献，对消失了的“往事”进行再认识。这种再认识能深化前人的认识，因此也是必须的。我们通常说的历史研究，多数是指第二种情况。
    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这是历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历史认识的起点。历史具有一度性，具体的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一去不复返。文人墨客慨叹历史活剧的悲壮，但历史却不会以同样的风姿重视。史家亲见亲闻的材料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通过亲身体察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去认识历史，也不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分析数据，得出认识。所以，历史认识的形成离不开历史资料，其中主要是文字记载的文献材料。
    然而，又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历史文献在反映客观历史上有确切性的一面，但也有局限性、不完备性的一面。历史文献记载了在特定的时空内发生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这是确定的。从文献发展史看，人们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活动，从零星的到系统的，从目的不明确到目的明确的、到“有册有典”的史籍出现，是人们有自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记载的确切性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要求。当然，历史文献反映历史也有局限性和不完备性。人们记载各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这些事件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一一分离出来，从而造成连续的中断，时空的割裂，因此文献所反映的历史情况就不可能不是有限度的、不完备的。列宁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两割裂，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④另外，历史文献是靠有意识的人来记述完成的，因此人的主观因素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文献的价值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归结起来自两点。一是文献的记载和历史的真实不尽一样，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和误差，甚至也有记录的人会为着某种目的去作伪，有意扭曲历史的本来形象，而这正是文献辨误、考订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由于史学中有“实录”、“直笔”的传统，因此文献记载的史实大致可信。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帝王一方面要求史官用天意解释历史的变迁，证明自己是“授命”之主；但另一方面，在严峻的兴亡事实面前，封建人君要从前代的乘舆播迁的事实中吸取教训，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也要求史官如实直书，虽然它是有限度的。⑤因此，出于后一种原因，就迫使史家在记载历史的过程中要努力反映历史的原貌。所以，总结以上所说，第一，我们不能把历史文献和客观历史等同起来，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历史文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通过历史文献，我们可以认识历史。今天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夸大了史家在记载历史活动中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否认历史文献有记载历史确切性的一面，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第二，占有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通过对资料占有状态的否定，得到对历史的认识。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的例子说明发掘和占有资料对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但采铜于山，得到的还只是铜矿石；矿石只有通过冶炼，矿石的形态被否定，才能得到金属铜。同样的道理，占有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不能说认识了历史。要得到对历史的认识，必须否定资料的占有状态。历史思维作为“中介”担负着从历史资料到历史认识的转化任务。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资料的不完备性、局限性会被克服，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广延性会得到反映。同样需要说明，由于历史思维是建立在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历史思维就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由于历史认识是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推进发展的。即使不同的史家对同一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往往见仁见智，甚至得出相反的看法，但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摆弄的物品，历史认识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检验，因此坚持历史的理论思维就显得至关重要。它绝不是天马行空，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