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一九七《温公日记》条下引李焘之言说：司马光打算取实录国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记》，拟把《涑水记闻》作为《后记》的材料来用。《后记》当是《资治通鉴》续书。而《通鉴》一向被看作皇帝的教科书，以记录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外交等有关军国大政之事为主。由此可见《涑水记闻》一书的内容性质。
    从上一节我们知道北宋笔记的作者大多数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大多数是进士出身，他们属于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他们生活、交游的圈子大多是上层文人贵族，这当然对他们所作笔记的内容有重大影响。而南宋很多笔记的作者，属于统治阶级下层，有不少人没有任过任何官职，他们和下层群众接触较多，因而在笔记中反映下层社会风貌，记载下层群众的言行、思想的条目较多。从下面四部笔记的对比中可以窥见一斑。
    北宋欧阳修的《归田录》共115条，其中记载皇帝、官员贵族的言行活动、思想、轶事等共78条。记载下层群众生活、言行的仅3条。
    北宋范镇的《东斋纪事》共136条，其中记载皇帝、官员贵族的政治经济活动、言行、思想、轶事等共62条。记叙普通人民生活、言行、思想的仅5条。
    而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共64条，其中记载皇帝、上层贵族言行、活动、思想、礼俗、轶事的共38条。记下层社会的风貌、礼俗、生活的共16条⑥。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共86条，其中记载皇帝、上层贵族言行、礼俗、生活风貌的共42条，记载下层文人贵族、普通百姓生活风貌、礼俗的共30条。
    我们还可以从南宋笔记出现大量下层社会的人名这一现象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记载了62个民间艺人姓名或绰号，《梦梁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记载了54个民间艺人姓名。《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记录了480个民间艺人姓名⑦。下层群众的姓名如此众多地被记录， 这在北宋笔记中是没有的。北宋的《梦溪笔谈》虽也记有毕升、卫朴、喻浩等平民科学家、发明家事状，但是在反映下层人民群众活动的广度上，记录下层群众姓名的数量上都是无法和南宋的《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等笔记相比的。
    有时从北宋、南宋两个时期的笔记解释词语的条目也能帮助说明这种内容的不同。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释“打”字，仅作“人相殴”、“物相击”解。又说世俗把网鱼叫作打鱼，汲水叫作打水，执伞叫作打伞，饷饭叫作打饭等，“皆为讹缪”。并说：“遍检字书，了无此字。”欧阳修是著名学者，但是他仅仅从书本上来解释打字的意义，没有把语言放到活的变化发展的环境中去理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打字从手从丁》条，就反驳欧阳修，认为打鱼、打伞、打饭是说得通的。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三《打字》条支持吴曾说法，并云：
    “世间言打字尚多”，如“装饰谓之打扮，请酒醋谓之打醋、打酒，盐场装发谓之打袋，席地而睡谓之打铺……”
    刘昌诗接下去一共举了50个由打字组成的合成词。这些和欧阳修说的“皆为讹缪”的那些词都早已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这就说明南宋吴曾、刘昌诗的解释比欧阳修正确。这倒不是吴、刘二人比欧阳修的文字语言学功夫深，而是二人与欧阳修的生活环境不同。欧阳修是进士出身，虽偶尔被贬为知州，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做官，所交游的大多是地位相等的官员贵族，没有普通社会的语言环境，因而认为打鱼、打水、打饭这些普通人说的词语讹缪。而吴曾、刘昌诗不同。吴曾以布衣应举不第，上书才补了个右迪功郎，后来任过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等官⑧，官位都较低微。刘昌诗虽是进士出身，但是仅做过华亭芦沥场盐官⑨。由于二人生活在下层官员贵族中间，和普通百姓打交道的时候较多，有活的语言环境，所以解释“打”字就比欧阳修正确。特别是刘昌诗，说“盐场装发谓之打袋”，更是得之他任盐官时与盐民接触的助力了。
    北宋笔记记载军国大政之事较多，而南宋笔记多记皇帝贵族、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吃喝享乐之事。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卷七记录了天下197种酒名。 《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条记了54种酒名。同卷的《市食》、《果子》、《菜蔬》、《粥》、《{K18603.jpg}鲊》、《凉水》、《糕》、《蒸作从食》等条都是专门记载当时杭州的吃喝的。又如《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驾回仪卫》等条是记皇帝看戏游玩享乐的。试各举一例如下：
    糖糕、蜜糕、栗糕、粟糕、麦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线糕、闲炊糕、乾糕、乳糕、社糕、重阳糕。（《武林旧事》卷六《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