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谆谆告诫青年学子：
    “故在初学不第不可遽谓前人不逮吾侪，且不得谓吾人于前人所撰著悉已了解，深造自得，正不易言，故先储积前哲研究撰著之识，得其通途，再求创辟异境。此虽不敢以律上智，然世之中材最多，循此或可无弊耳”。（21）
    这种把继承和创新有机统一的“史识论”，深中肯綮，发人深思。尤其可贵的是，他把史识提到了求人群之原理的高度，说：
    “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国古亦无此名，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盖缘西哲就生物之演变，测人群之进步，而得此基本观念，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22）
    然而，柳诒徵虽提出了“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的要求，但他同时却以“生物之演变”的庸俗进化论，来求人群之原理，历史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益人神智”的。
    二是标举“史联”之妙用，阐释纪传体正史的编纂方法。对纪传体的评介，历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多述其非，或病“纪传之分”而“大势难贯”；或讥“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柳氏则认为刘、章等盖未能体会正史之美善，尤未明了纪传表志相联之义。他特著《史联篇》，全为解释纪传体编纂方法而发。他说：
    “史之所纪，则若干时间、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联带关系，非具有区分联贯之妙用，不足以胪举全国之多方面，而又各显其特质。故纪传表志之体之纵横经纬者，乃吾大国积年各方发展各方联贯之特征，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23）
    他认为，最完美的国史传统体裁即纪传体，而纪传体编纂的精心妙用就在于“史联”。他说：
    “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而凡欲就史迹纵断或横断之以取纪述观览之便者，皆于史实不能融合无间也”。（24）
    他列举史、汉诸良史许多例子来说明纪传表志相联之妙。如《汉书》本纪突出汉武帝为一中心人物，其他有关方面分见列传诸志，这就是“类别区分”，既能支配史迹错综离合以见其联系，而又能顾及史传各显其特性。又如“表以列之，志以详之”，“表以联事，志则联文”，志表在正史中起了重要的联络作用，特别是表，藉以窥见历史之趋势，决不是过去所谓“事微而不著”须用表标明所能比拟的。可见，“表志即所以联合，纪传即所以分著，又其分合均以为联，乃纪传体之特色”。这正是“先哲类族辨物之精心也”。所以柳氏不无自豪地赞曰：纪传表志之史包罗万象，纵横经纬，实非他国史学所能比美，在公元前百年间，何国有此种史书！他慨乎言之：
    “今人病吾国族记载户口数字多不确实，是诚亟宜纠正，然因以谯呵昔人，则又未知吾史之美，如汉书地理志详载郡国户口，吾尝询之读域外书者，当西历纪元时，有详载今日欧洲大小都市户口细数者乎。且汉志之纪户口，又非自平帝时始有纪录，其源则自周代司民岁登下万民之生死而来，民政之重户口，孰有先于吾国者乎。徒以近百年间，国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遗祸，而不知表章国光，即史之表志一端观之，可以概见矣”。（25）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纪传表志体作为撰写“国史”的法定体裁，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这种纪传体自成体系，代代相衔，形成了世界罕见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巨著系列，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纪传体正史之所以后世承之，相仍未替，固然有我们民族政治、文化及其历史的各方面原因，而它的编纂方法无疑具有其他诸史体不能替代的优越性，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正如罗尔纲先生在对纪传体作批判的继承时所说：
    “要写出一部提高到理论水平的史著，必须用综合概括的新史体裁，而不是纪传体所能担负的。但是，要同纪传体这样，用‘类别区分’的体裁撰写历史，把全部史事都能网罗记述起来，做到了‘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寻求便易’的地步，那却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史书体裁所做不到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