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任何一种史体自有其利弊得失，纪传体史也不例外，这是早已有定论的。柳氏因为纪传体正史张目而“虚美隐恶”的片面性之病，显然是不足取的。然而，由于他对纪传体探究得非常细致入微，所以有些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如他认为唯有纪传体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贯彻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他把纪传表志纵横经纬的史联关系，归结为是我国疆域辽阔，年月遐长特征的反映，这都是颇具识见的。虽然，过去史家已提到纪传体史书的互见法，开始涉及到史联的表现，但柳氏于纪传表志体之中独见其大，标举史联之义，第一次明确提出“史联”的概念，丰富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认识。由上可见，柳诒徵对传统史学原理，抱着“宜求古人之善而友之”的心怀，去细心寻绎，真切体会，所论多有创见，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史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3.关于传统史学的义例
    《国史要义》抉擿幽隐，作了精深细密的探析。什么是史例？刘知几曾说：
    “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7）。
    柳诒徵认为，史之有例，亦唯吾国所特创，他国史家莫之能先。他把史例看成先哲积数千年之经验而成，为史家一贯“共守之规律”，并具体解释道：
    “史之有例，有去取焉，有差等焉，有联散焉，有序第焉，有片语之例，有全书之例，有编年与纪传相同之例，有二体独具之例”。（28）
    如春秋书法，其属辞比事，褒贬予夺，即史例；马、班纪传书表之式其联系分合之故，特书不书之秘，亦即史例；史、汉而下，如欧阳修之《五代史记》、司马光之《通鉴》、朱熹之《纲目》，皆有其例。他还寻根究底，指出著述之有凡例，不自孔子《春秋》始，实皆本于礼，依礼而成，故史例是中国史学的精义，非一般史家的褒贬书法可比。
    如果把史例看成是表达史义的形式，那末，所谓史义，即史学的精神所在。史学之所以有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义”，不求史义，则史文徒具形貌而无内容可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古代有作为的史学家早就予以重视，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章学诚再三强调“史所贵者义也”，《文史通义》就是主要阐明史义的。柳诒徵继承了我国史学重义的优良传统，重申“明史学所重者在义”（29）的观点，认为史家徒骛事迹，或精究文辞，皆未得治史之究竟。他在《史统》、《史术》、《史义》等篇中讨论史学之义，指出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是实我国传统之史义，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应该继承。正如我国历史上表现为对传统的极端尊重--政治上讲“正统”，思想学术上讲“学统”，哲学上讲“道统”，文学上讲“文统”一样，柳氏认为史学上也要讲“史统”，他从传统的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思想出发，慷慨陈言：
    “吾族有大一统而后有所谓正史，由正史而后有所谓通史、集史，而编年与纪传之体虽分，要皆必按年纪录，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是即梁氏（梁启超）所谓统在国在众人也。明于三统五德之义，则天下为公，不私一姓，而前史之齭齭于一家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因。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推此二耻之所由来，则自柄政者以至中流士夫全体民众，无不与有责焉。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虏，不甘为附庸，非追往也，以诏后也”（30）。
    这就是史学的传统，也即国史的最大意义。
    在谈到史学的功能时，柳诒徵认为则必就史学与心身家国天下之关系而言。他说：
    “史学之益，自持身涉世谋国用兵，为术多而且精，非徒记问撰著即可为史学也”。（31）
    他把史学称为史术，指出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对社会民族学术文化的教化作用是非常大的。他说：
    “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参赞位育，礼乐兵刑，经纬万端。非徒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徵一国已也。第人事之对待，安危之祸福利害，亦演变而无穷。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最重也”（32）。“班孟坚之自述曰：穷人理，该万方。治史而能着眼于此，始不致徒以史求史，而经世之用无穷矣”。（33）
    总之，柳氏特别看重史学的社会价值，强调史学必须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才不失为史的意义。可见，柳诒徵孜孜以求的史学绝不是乾嘉考据学所能范围的，岂可独以“史料派”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