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史要义》在揭橥传统史学精华的同时，也大肆宣扬了封建史学的糟粕。如他在鼓吹国史优越性时，无不散发着浓厚的国粹主义气味；他在探究国史的民族性时，皆归宿于儒教史观，竭力吹捧以礼为核心的封建史学对于维系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他说：
    “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质社会，第依时代演变，而各有其史观，不必有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34）
    柳诒徵认为，作为纪纲的礼，是神圣的教条，国家的治乱，史学的根本，都以礼治道德为决定的标准，“为国以礼，为史以礼，礼者理也”。（35）他反复强调，“古人运之于礼，礼失而赖史以助其治”。要以这种渗透在传统史学中的儒家名教思想，作为约束联系人群之柄者，辨名分，别是非，以求治人之道。他一方面承认历史是进化的，列举史实而论因革损益规律，可是，另一方面，一当论及伦理纲常的封建教条时，他就认为是天经地义，万世不可改者。这就是说，根据儒家的哲学，礼的某些制度可以通融改革，只有礼的基本精神等级制度绝对不可变更。可见，柳诒徵的儒家纲常观念，是何等严重。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批判和清理，剔除其史论中的封建糟粕。
    三
    总的来说，柳诒徵和《国史要义》对传统史学的底蕴和内涵，作了不少精辟的探讨和辨析，深思独见，多有阐幽发微处，无疑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固然，柳诒徵以维护传统自居，对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推崇备至，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和珍惜，这使他对传统史学价值的感知和体察有其分外真切的一面，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正因为在他身上更多地笼罩着传统文化的氛围，故身在其中而分不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爱屋及乌，甚至把糟粕也加以肯定了。这种情形绝不止柳诒徵个人所特有，在近代其他一些大家学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是较有普遍性的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象柳诒徵这类因袭传统较深的旧知识分子，自幼接受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和训练，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特别是儒家道德规范的熏陶习染，植根于人心，使他们培养起对民族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滋长了笃旧守成的保守心理，这也是在儒学影响下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传统。正如“信而好古”，以尊祖敬宗为莫大之义的儒家传统，根深蒂固，很难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消除，一些同儒家思想联系较深的正统学者，本能地反对任何有损于传统根基的新说。他们习惯于回过头去召唤亡灵，援古证今，无法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这种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们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依旧保存着，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与此社会性质相适应，社会意识形态虽然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文化和新思想，但封建的残余仍有相当的影响。柳诒徵和《国史要义》所表现出来的国粹主义倾向和封建保守性，正是这种社会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研究先行史学家们所走过的史学道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鉴戒。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旧学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般逃不脱两种形而上学的偏向：或者是“五四”式的偏激，否定一切古代文化，以至发展成为民族虚无主义；或者从国粹主义的信古观点出发，笼统地全盘肯定传统文化，包括封建主义的糟粕，这同样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向。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才能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纠正形式主义的错误，摆正“爱而知其善”和“爱而知其丑”的关系，批判地继承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立足于创造和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
    注释：
    ①参见拙作《柳诒徵和中国文化史》，载《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
    ②参见康虹丽：《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柳翼谋的国史论》，载《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2卷第2期。
    ③④⑤《国史要义》，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8、238-239、25页。
    ⑥⑦⑧《国史要义》第1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