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齐国著名稷下先生邹衍是人们公认的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集大成者。阴阳家在诸子学派中最为后起，但却极为活跃，大受时君世主的青睐，足以令当时其他学派妒羡。这一派学说的主要内容，《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如下概括：“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又曰：“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艺文志》亦概括此一派学说的要旨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这些论述无可争辩地表明，以“敬顺昊天”、“敬授民时”为宗旨的“四时教令”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内容，舍此便不得称之为阴阳五行家。
    从历史事实上看，现存史料也表明，四时教令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始终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主流。在稷下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四经》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已具雏形。这种早期的四时教令思想，以敬授民时和阴阳刑德为主要内容，其中却不含五行观念。而在其后的《管子》一书和更为晚出的《吕氏春秋》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则吸纳了五行观念，变得复杂起来。四时教令所吸纳的并不是所有的五行观念，而只是其中五行相生的内容。因为五行相生是一种顺向的次序，它合于四时阴阳运行之序，很容易被纳入四时教令的学说体系，并成为四时教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四时之教令遂被说成是符合于五行运行的规律。这种结合了五行学说的四时教令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都有较完整的保存。总之，以五行相生说为理论基础的四时教令思想，乃是战国中期以后阴阳五行学说的主流，也是阴阳家言大行于世的具体表现。
    然而无论是从阴阳五行学派的学术要旨来考察，还是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我们都可以发现，现在人们在论及邹衍学说时，所讨论的只是邹衍关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和大九洲说的地理观，而没有涉及有关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这显然与邹衍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符，邹衍的学说中若没有四时教令的内容，他何以有资格作为阴阳五行家的集大成者？笔者以为，邹衍既然是公认的阴阳五行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则他对战国以来作为阴阳五行思想主流的四时教令思想必有集中的阐述和精到的发挥，可惜这部分内容已随《邹子》四十九篇的全部亡佚而湮没不彰，而他关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和大九洲说的地理观的思想，却幸赖《史记》、《吕氏春秋》等得以保存其梗概。我想，这应该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笔者由此认为，邹衍的思想体系中既有五行相胜说，亦用五行相生说。以五行相胜说为理论基础，邹衍首创了著名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而以五行相生说为理论基础，邹衍传承了四时教令的政治哲学。至此，笔者这一观点还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而用材料来证实这一推论，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笔者认为，在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中，后者虽不如前者那样尚有零散的史料保存下来，但仍有线索可供稽考。庞朴先生曾论及于此，认为“相胜说而外，邹衍同时主五行相生说。”[1]惜仅寥寥数语，未曾展开，更未沿此线索追索出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今试接着庞朴先生的话题考索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师友。
    二
    《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有两段如淳的话，对于我们考察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十分重要。其一：“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其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如淳是三国时人，他既然说“今其书有《五德终始》”，又说“今其书有《主运》”，从口气上判断，必是亲见当时尚存的邹衍著作。那么，《终始》、《主运》分别是邹衍的两部著作呢？还是同为《邹子》一书中的篇名呢？从如淳的话里还无法断定。笔者以为，《终始》和《主运》乃同为《邹子》一书的篇名。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一看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曰：“按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汉书·郊祀志》曰：“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颜师古注引晋灼曰：“燕昭王筑宫师之，故作《主运》之篇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这些材料皆可证实《终始》、《主运》均为《邹子》书之篇名。[2]此两篇的内容，如淳的上面两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终始》所论，乃是朝代更替兴废的历史观；《主运》所论，则是四时教令的政治思想。笔者进一步认为，在构成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全部内容的这两个方面中，前者的理论基础是五行相胜说，后者则是以五行相生说立论。《终始》立论的五行相胜说，如淳已经说得很清楚，下面试对《主运》的内容及其藉以立论的五行相生说做一些探讨。
    从如淳所言我们可以看出，《主运》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五行相次转用事”和“随方面为服”。下面分别讨论之。
    先看“五行相次转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