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五行之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逻辑顺序关系，即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如前所述，战国中期以来，由于五行说同四时教令的阴阳学说的结合，五行相生说在政治理论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于五行相胜说，它所揭示的是五行之间一种逆向的关系，无法如五行相生说那样合于四时之序，难以与时令相结合，始终不能纳入到四时教令的学说体系。因而，在五行相生说获得长足发展的时代，五行相胜说却长期受到冷遇，几乎销声匿迹了。直至邹衍，才一反当时人们久已惯用的五行相生序列，将五行相胜的关系引入社会历史观，提出了五德终始说，用于解释朝代的更替，五行相胜说才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而活跃起来。况且，五德终始说只是用五行相胜来解释历史变革，而同阴阳思想并不搭界。因而，在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之前，结合了五行相生说的四时教令思想，一直是战国中期以来阴阳五行学说的主流。诚然，邹衍首创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洲说曾轰动一时，令王公大人“惧然顾化”，但这些毕竟不是阴阳五行家的主体思想。邹衍学说中若无四时教令的思想，如何能称得上是集阴阳五行家之大成？
    【注释】
    [1] 参看庞朴《先秦五行说之嬗变》一文，载庞著《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0页。
    [2]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邹子》四十九篇后另著录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颜师古注曰：“亦邹衍所说”。笔者以为，从书名大致可以推知，此书当为邹子后学中传承发挥邹子五德终始之说的一系所作。
    [3] 参看白奚《也谈〈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一文，刊于《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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