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幼官》、《五行》等篇出于邹衍之先，为邹衍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吕氏春秋》之十二月令乃邹衍学说的遗说流裔，三者的年代相去不远。将《管子》和《吕氏春秋》联系起来考察，不难推知居于其间的邹衍学说有关“随方面为服”的概貌。
    至此，我们已考见了《主运》的基本内容：一是四时所行之政教禁令，一是四时所用之方物服色，合之便是所谓的“四时教令”。由此便可解释《主运》作为篇名的含义：《主运》之“主”，表明该篇是为君主立说；“运”的含义即“五行相次转用事”之“转”和“随方面为服”之“随”；“主运”即是要求君主要“随”五行之“转”，在四时教令和方物服色诸方面使“人事”符合“天道”。
    三
    《主运》的四时教令思想是邹衍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邹衍之所以“显于诸侯”，同这种思想受到时君世主的普遍欢迎有很大关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皆曰：“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较详：“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主运》何以能使邹衍见重于列国呢？这同战国后期的政治大局有很大关系。邹衍活动的时代，列国争雄已接近尾声，实现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时有实力的几个大国的君主都想经自己之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秦昭王就曾酝酿过并称东帝、西帝。在此情形下，一些学者便纷纷行动起来，为鼓吹帝制造声势。这股风最先就是从邹衍活动的齐国稷下刮起来的。推崇管仲、念念不忘桓管霸业的齐地土著一派稷下先生们，挖空心思地为齐王称帝设计了种种方案，根据帝制的需要，对“圣王”、“天子”在不同季节的政令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饮食、起居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求与阴阳的运行和五行体系相配合。这些设计，就记录在《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一组文章中。[3]大国强国如此，而像燕国那样相对弱小的诸侯国的君主们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也要利用这种理论为自己壮胆。于是，《主运》以方物服色为重要内容的四时教令思想便得以大行于世，明堂、玄宫等排场遂成为列国君主的时尚。既然邹衍以《主运》显于诸侯，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四时教令的思想必为已佚《邹子》一书的重要内容。
    以上分析表明，以“五行相次转用事”和“随方面为服”为主要内容的《主运》，不同于以五行相胜之序为理论基础的、以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的历史哲学为实际内容的《终始》，其理论基础是五行相生之序，其内容是建立在以天道规范人事、“人与天调”的天人关系论基础上的四时教令的政治学说及其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展。可见，在邹衍的学说中既有五行相胜说，亦用五行相生说，相生说与相胜说虽被纳入同一思想体系中，但又是各有分畛的，《主运》和《终始》便是分别对五行的这两种不同关系在不同领域（政治和历史）中的发挥和应用。
    邹衍五行相生的四时教令思想，不仅从《管子》和《吕氏春秋》的有关材
    料中可以推知考见，而且其他古籍所引的《邹子》佚文中也有明确记载。《周礼·夏官·司爟》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司农引《鄹子》（《邹子》）佚文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这段话中便包含有五行相生之义，我们可以引用一些材料证明之。《论语·阳货》提到“钻燧改火”，《集解》引马融曰：“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皇侃《论语义疏》亦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这样，春、夏、季夏、秋、冬分别对应木、火、土、金、水，此正是五行相生之序。
    在这段《邹子》佚文中，我们看到了邹衍杜撰的“季夏”这一概念。在《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篇中，分别有“五和时节”、“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睹戊子土行御”三种说法，目的都是要虚设一个与“中央土”相对应的季节，但都没有给出一个与春夏秋冬并列的具体名称。这一名称在《邹子》书中终于出现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承袭了“季夏”这一概念，作为夏季第三个月的名称，在原来“季夏”的位置上又恢复了《管子》的“中央土”的提法，这表明《吕氏春秋》的五行图式乃是对《管子》和邹衍的五行图式的综合。“季夏”这一概念的出现，不仅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邹衍亦有五行相生之说，而且证明了邹衍继承了稷下四时教令和五行图式的思想并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