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就时间的意义上而言，加洛林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欧洲8世纪下半 叶的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和其后的一段历史发展阶段。“8世纪初的西欧，被日耳曼人武 装迁徙搅动的社会动荡逐渐地尘埃落地，经历了查理·马特确立的采邑制、丕平建立的 加洛林王朝以后，西欧开始向封建制度迈步。”[5]（P3）发生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加 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一场适应巩固封建制度需要，奠定西欧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基 础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次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很多思想文化成果。其主要表现如下 ：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一是开始了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活动的初步规范工作。查理大 帝在崇尚基督教一统地位的前提下，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 化范本的定型工作。他在位期间，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义和宗教的基本 仪式，从而使各处自发的对教义的解释和凌乱的宗教仪式得以定型。更为重要的是，他 还利用王权的力量，指派阿尔古因组织人员在797-800年对当时收集到的各种《圣经》 文本进行了校勘，统一了《圣经》文本并将其译成了拉丁文，从而成为后来天主教通用 的定本。同时还授权阿尔古因对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包括《本尼狄克院规》等）进行大规 模的抄写和修订。还有些抄本主要是福音书、插图和绘画几乎都是表现基督及其使徒的 形象。不仅如此，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还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了很多精 美的宫殿与教堂，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大多是以拜占廷建筑为样本的“巴西利卡” 式建筑。这些建筑，充分地体现和发展了罗马式的建筑艺术风格，开创了建筑史上罗马 式艺术风格的时代。应该说，查理大帝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来做这些工作的，然而 ，也恰恰是他的这些努力，在中世纪欧洲这个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里，为中世纪新的 文化形态的形成，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标志之二是初步系统的宗教教育机构开始出现。由于查理对宗教教 育事业热情关注，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因此在8世纪出现了粗糙的 专门教育机构--宗教学校和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机构--图书馆。787年，查 理写给佛伦西亚地区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的谕令中，就要求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所修道 院都要设立学校和建立图书馆。
    查理大帝建立学校目的是用拉丁文传授“七艺”，“以培养教士与俗人的读书、写作 能力”[2]（P42）。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造就适宜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他不仅 让教会学校召集依附人的子弟和自由民的子弟学习，而且要求乡村牧师免费教授穷孩子 们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 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如在他自己亲自下令创办的宫廷学院中， 就网罗了很多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学识渊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 、诺森伯里亚的学者阿尔古因；意大利比萨的副主教、语法学家、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 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纂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西班牙主教、古 典派学者西奥达尔；乌尔吉尔主教菲利克斯等以及后来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等 。甚至一些有学问的妇女，也被网罗到其门下。例如，8世纪，包尼法修斯意欲在维尔 茨堡附近建立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写信给英国的修女，希望他们前来协助。后来， 修女利奥巴协同30名同伴渡海而来。利奥巴是一名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从小生活在修 道院里，受过极好的古典文化方面的教育，能够用拉丁文写六音部诗行，学识非常出色 。她很快被任命为陶伯比绍夫海姆修女院院长。她深得查理大帝妻子的赏识，查理大帝 对她也非常尊敬，树她为当时妇女的典范。这些学者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功勋卓著，而且 通过他们对宗教和古典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将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都融入 到基督教文化中来了。查理大帝还非常注重教材的建设，在789年的敕令中，他下达命 令：“每一主教教区和修道院，要注重诗篇、乐谱、赞歌、年与季的计算及文法等的教 学，所用一切书籍要周密审定。”例如，“七艺”的课程就发展成为了较为完备的独特 的欧洲课程体系。
    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查理大帝还下令各个修道院和教堂建立图书馆，以收集 基督教文献，并收集了一些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文献，甚至包括收集整理了蛮族古代的 传说和歌谣。他不仅要求宫廷抄写员认真收集和抄写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更要求修士 们研读它们。正是在他的授意下，一些濒于散失的古代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据史料记载 ，阿尔古因在主持圣马丁修道院时，就经过他的同意，从英格兰的约克搜获到一批手稿 。而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第五个十年》，也是在这个时期从英格兰被收集到另 一个修道院（地处乌洛勒支的洛史修道院），并在后来广泛影响到欧洲的。可以说，没有 查理大帝的支持，就不会有知识和文化的积聚的图书馆出现--尽管这些所谓的图书馆 非常简陋，藏书也不过几百册，但在8世纪的欧洲，仍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创举。以至 于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只有通过修道僧和修道院的图书馆，古典文化的典 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6]（P41）。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标志是改革拉丁文，学习新文字（甚至有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标 志）。查理大帝所主张建立的修道院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学习基督教文化、古典文化以 及拉丁文的场所，而且也鼓励人们对拉丁文进行了文字改革。7世纪以前，在法兰克的 教会中尚没有法兰克血统的僧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耳曼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后， 他们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不会读写拉丁文。随着教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扩大，社 会的基督教化必然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解释和研究。要解释和研究首要条件是要学 会阅读、书写拉丁文。这就决定着当时的人们要获得教会的神职，踏上仕途必须要掌握 这门知识。没有文化，或者说不能读写拉丁文，使得很多人只能够成为低级教士。这样 ，学习读写拉丁文也就成为教士们的必修课，而古典拉丁文的弊端又成为了他们学习的 最大障碍。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查理大帝下令对古典拉丁文进行改革。在阿尔古因及其 学生弗雷吉兹的努力下，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用大写字母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句子的 结尾用句点结束。这种新的书写方式，改变了古典拉丁文句子与句子之间不分的书写习 惯。同时，加洛林小楷书写体经过图尔向外延展扩散，形成了一种字体优美清晰的“加 洛林字体”。这种字体整齐秀丽，简便易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影响极 为巨大。有鉴于此，德国历史学家施奈德曾把这个时期称为“书写文化”的时代[7]（P8 7）。他并且认为，这种文字改革的努力，不仅促进了教士们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研读， 而且一些民间传说也用拉丁文整理记录保存下来。同样，拉丁文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规 范了各地区的民族语言，在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拉丁文的印记。
    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第四个标志是形成了君主奖掖学习和研读的风气。在查理大帝的倡 导和鼓励下，在当时神职人员中（仅仅是神职人员中），学习拉丁文，研读宗教典籍和古代文献蔚然成风。查理大帝加冕之初就发现，当时的教士等神职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举止粗鲁，习俗落后，在他看来，这是不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因此，他多 次勉励教士、修士努力学习拉丁文，学习宗教文化知识，潜心进行学术研究。应该说， 这在中世纪的粗鲁和暴烈的时代是极不寻常的，查理大帝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识也是难能 可贵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正是查理大帝开创了君主奖掖学习和学术研究的风气。他在 给鲍格尔夫主教的信中就指出：“你们既是教会的战士，就应当名副其实，思想虔诚， 谈吐文雅，行为端正，语言流利，不要忽略文字的学习，更应当用最谦虚的态度热烈钻 研，以求能更容易地、更正确地探索圣经的奥秘。”[2]（P40-41）在他的鼓励和要求下 ，很多教士僧侣进行哲学和文学研究，使宫廷学术气氛日趋活跃。特别要看到，查理大 帝在鼓励当时的人们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文明发掘、整理、研究和保存下来的同时， 又不可避免地把当时思想情感、哲学概念融会其中。因此，是查理大帝促成了日耳曼文 化同古典的和基督教文化间的第一次融合。
    在此期间，宗教性的文学艺术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体裁大多是一些圣经故事、圣徒传 以及用拉丁文写作的教诲诗、圣歌、赞美诗和传记等等，水平虽不高，但毕竟已经出现 了中世纪宗教文学自己的作品。诚如威尔·杜兰所言：“在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里 ，有许多人写诗”，但很多诗作是“不成熟的”。然而他又指出，在这些“不成熟的东 西里面，狄奥多夫的诗是比较令人愉快的”。他还肯定了爱因哈德所写的关于查理大帝 的传记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