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1838～1922），惯用两句话来形容自己：一句是“一介武夫”，另一句就是“吉田松阴的门下”。前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而后者，则说明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的极为崇拜。本文即对后者试做简要分析。
    一、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与山县的人生转变
    吉田松阴（1830～1859），长州藩士。通兵学，曾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洋学及在水户藩学习日本史，并在此受到尊王思想的影响。他关心海外形势，1854年企图搭乘培理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海外未能成功，后被捕入狱。第二年出狱后回到家乡被软禁。1857年开设私塾，取名“松下村塾”，为那些没有资格在藩校学习的年青人及慕名而来者讲授《孟子》及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佐藤信渊的《经济要录》、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等。活跃于幕末维新前后的长州藩的杰出人物，大多出身于吉田松阴的门下，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前原一诚等。吉田认为，要使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必须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企图偷渡的原因。对幕府的失望，使他认为要从朝廷的传统权威中寻找出路，使百姓有“国家”意识，并打破各藩割据，全民一致对外，实行尊王攘夷。吉田对当时国际形势与日本的认识，给那些立志抵御外来威胁、拯救日本的青年人以深刻的影响。山县有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参加倒幕维新的。
    山县有朋出身在长州藩的“卒族”家庭。德川时代，日本武士阶级分为很多等级。将军是最高的统治者，下有大名、旗本、御家人和藩士等。另外，还有乡士和浪人。其中的藩士是大名的家臣，内中又有士分和士分以下的区别。从家老以至小姓是为士分，而足轻、中间和小者等则为士分以下的“卒族”。其中的“足轻”（步卒）属于战时可以参加战争的基层人员。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身为政府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便是“足轻”出身，而山县则是出身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充当打旗、拿武器的角色。在幕藩封建等级之下，“卒族”很难升进。所以，山县有朋原本的理想，只是成为一名枪术教师。但幕末的时事巨变改变了山县有朋的命运。
    1858年，山县奉命与吉田松阴的门下一道去京都打探情况，并在京都结识了久坂玄瑞等。据说，在萨摩藩邸相会时，各方志士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唯独山县保持沉默。久坂询问山县的想法，山县徐徐作答：“吾人只有实行健体炼胆以报效国家。”[1]（p.157）但是，京都之行使山县受到了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始知“天皇亲政才是国家之根基”。山县在《怀旧记事》中回忆：当年“至京师，久坂玄瑞、赤川淡水、中村太郎等已较吾先入京，静观时局变化。我们屡屡见面谈论，都认为无论如何要使幕府接受敕命以发动天下人士。适小浜志士梅田源次郎（梅田云浜）也在京师为国事奔走，常与吾辈来往，议论时势。其慷慨激昂，辩论之爽快，使吾辈不由奋发激动”[2]（p.3）。
    同年10月，山县成了吉田松阴的门人。至同年12月吉田松阴又被押进野山狱，接着押送江户。山县直接受教于吉田门下虽然不过两个月，但从山县尔后的言论、主张和作为来看，可以说他与松下村塾的渊源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使之成为吉田思想的真诚实践者。
    二、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与山县的继承
    1855～1856年，吉田在野山狱和出狱后在家软禁时期讲授《讲孟余话》。他认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义，“在于论述人君自戒之点。……人君的天职是治理天下人民。因是为民之君，无民则无君，因而民为贵，君为轻，此点必须仔细思考。外国情况姑且不论，论及我国，庆幸的是从国立常尊起，经历代诸神直至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成大八洲国以及山川草木、人民，并生出天下之主的皇祖天照大神。从此，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如天地之不可动摇，万代不绝。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皆为皇祖以来的朝廷所保护。因而，从天下言之，没有比给予此种保护的人君更尊贵者，而从人君言之，没有比人民更宝贵者。此君民二者，开天劈地以来一日不可分离，有君则有民，无君则无民，有民则有君，无民则无君。阅读此章，如不真正理解此理而模仿唐人之说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忘却皇国之国体，实为可惧者也”[3]（pp.131～132）。他进而言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支那人的讲法，在支那或是如此，在我神州则决非如此。……我大八洲乃皇祖所建之国，万世由其子孙继承，与天地共存无穷无尽，非他人可有分外之望也。天下乃一人之天下，是为至明之事也。”[3]（p.297）强调日本是神国，君权神授，统治日本的乃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万世一系的。此说源于《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的神话传说，其核心思想就是统治日本的只能是作为神的子孙后代的天皇，实际就是后人所说的“皇国史观”的国体论。
    德川末期，无论是攘夷或倒幕都是以尊王为旗号的，山县有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政治舞台的。1868年1月，倒幕派公卿和下级武士联合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从此，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建立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是时，维新势力所依靠的是尊王倒幕各藩的兵力。但“戊辰战争”之后，各地藩兵归里，明治政府并无直辖的军队。为了强化皇权，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于是，1870年就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一方面继承前任兵制改革的方针，一方面吸取顽固士族反抗的教训，请在士族中享有绝对威信的西乡隆盛参加新政府，领头进行兵制改革，后经山县的积极促成，终于由萨摩、长州和土佐三藩献出精兵八千，组成“御亲兵”，使天皇制政权拥有了直辖军队。1871年，日本实施“废藩置县”时，所依靠的正是这支军队。接着，山县有朋又推动了1872年颁布的征兵令，打破了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扩大了兵源。
    1878年12月，日本成立参谋本部，这是山县多年的夙愿。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政府或议会的干预。为此，早在同年8月，山县便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抹杀士兵的自主性思考，使之奴隶化。1882年，按照山县的奏请，天皇亲自向陆军卿和海军卿颁布了由山县组织草拟制定的《军人敕谕》。其中明确表示：“兵马之大权乃朕所统帅，其所司可委之臣下，其大纲则朕亲揽之，不可委之臣下”；“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戴朕为头首，其亲密尤为深厚”[4]（pp.173～174）。由此可见，《军人敕谕》实际是强化皇权的又一重大举措，它不仅先于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兵马大权属于天皇，政府、议会皆无权介入，而且使日本军队变成了天皇的奴仆。战前，日本的军队之所以称为“皇军”，而不是“国军”，其原因也在于此。
    1889年山县出任总理大臣，1890年他在《外交政略论》中强调：“国之强弱，不可不以国民忠爱之风气为根本，如国民无爱恋父母之邦、无以死保卫之念，则虽有公私之法，国家也一日不能存也，国民爱国之念，唯有以教育之力才能养成与保持……故而，为兵时可为武勇之士，为官时可为纯良之吏，父子相传、邻相感化……国之为国者，唯当依靠此一根本。”[5]（p.200）这是在进一步宣扬“忠君爱国”的皇国史观，而强化皇权、更加束缚日本国民思想的《教育敕语》，也正是山县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的1890年10月颁布的。该文没有大臣的副署，只有御名、御玺，藉此强调它的权威性。此后《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成为国民教育的基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以上说明，山县为明治初期日本国家机器的建设，特别是为近代天皇制的确定，从物质到思想的控制，实可谓尽心竭力，确实起到了“股肱”作用。这也是他师从吉田松阴“皇国史观”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