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吉田松阴的对外政略与山县的实践
    1854年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讲道：
    日不升则昃，月不满则亏，国不隆则替。故而，善保国者，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今当急修武备，整顿船舰、充实大炮，换言之，宜开垦虾夷，封建诸候，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晓谕琉球，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候，责令朝鲜，使之纳贡奉献，一如古盛之时，割取北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逐步进取之势。之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也。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所作为，则国替在即。[3]（p.227）
    1856年吉田在复久坂玄瑞的信中写道：
    今德川氏已与二虏[指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缔结和亲条约，我国不应与之断绝[国交]。由我方断绝则将自行失去信义。为今日计，莫如慎守疆域，厉行条约，以牵制二虏，乘隙开拓虾夷[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掠满洲、压迫支那，进窥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完成神功[天皇]之未遂、丰国[丰臣秀吉]之未竟者。诚如是，则二虏可为我所驱使，前日无礼之罪，则可责之抑或恕之，何必仿照区区[北条]时宗，斩虏使而后快焉？[3]（p.301）
    吉田松阴的“善保国”之策，是在幕末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提出的。但其所谓：“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以及“完成神功未遂、丰国未竟之事业”，则完全是对外扩张的思想主张。同样，山县有朋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目标。明治初期，山县有朋在关于实施征兵制的建议中便强调：“兵部现今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之目标则在于外，详而论之，内外犹如一也，且自始无别。何者，系因备外之目的即立，措施得当则内事不足忧也……当此之时，宜速决庙谟，不可不确立备外之目标。”[5]（pp.43～44）1890年山县进一步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形势。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与此同时，他明确地表示：“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5]（pp.196～197）山县的“保护主权线”的主张，实际正是当年吉田所说的“不仅要保持已有者”，而且要“增加所无者”的翻版。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1909年山县有朋在关于第二次对清政策意见书中，进一步谈到：“要而言之，如不进行满洲经营，如我利权不确立，我之立足之地不坚固，岁月虚度，关东半岛自不待言，南满铁路亦将难以保全。如不幸形势果如此发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将极为重大。我祖先往昔曾使三韩为附庸而统治保护数百年后竟不得不放弃，阅读国史至此不禁发千古之浩叹。于今朝鲜只作为保护国尚未化为纯粹附庸之际，如再度不得不放弃，不只对往昔和后世为莫大之耻，又有何面目在地下面对两次战役阵殁的勇将烈士的英魂。这是我经常深感忧虑的原因，所以才草此卑见，幸请诸君谅之。”[5]（p.314）
    不难看出，山县的主张和吉田松阴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山县有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继承的基础上，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立下了“汁马功劳”。自山县有朋参加倒幕维新，时至1922年去世，其职务虽然时有变化（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法务大臣、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但其扩军备战的主张始终未变。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发动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先后割占了台湾，吞并了朝鲜，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而在这些对外侵略战争，实施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前台和背后，又都与山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县的政治生涯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并行的。在山县的有生之年，日本虽然成功地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是亚洲唯一的殖民强国。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6]（p.586）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虽然一时可以得逞，但是到头来最终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这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最大教训。然而，时至今日，吉田松阴和山县有朋的思想影响依然没有消失，东京靖国神社的博物馆中，仍堂而皇之地展示着当年山县精心筹划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收稿日期：2002-12-12
    【参考文献】
    [1]（日）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上卷[M].东京：原书房，1980.
    [2]（日）山县有朋。怀旧记事[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3]（日）吉田松阴[M].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
    [4]（日）日本近代思想大系[M].东京：岩波书店，1993.
    [5]（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M].东京：原书房，1966.
    [6]恩格斯。流亡者文献[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