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法国政坛上，极右翼势力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国民阵线”领导人勒潘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大出风头。由此更为凸现了极右翼势力的政治能量，也因此而需要人们更为客观地分析极右翼势力的历史脉络，以求对这一现象作出理性的诠释。
    一、右翼的形成和“两个法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制宪议会不仅为有史以来的法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而且还使划分所有政治力量的“左”“右”两种概念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深深扎下了根。当时激进派议员都在主席台的左侧就座，而温和派的议员则坐在其右侧。久而久之，“左”这个字眼便象征着激进和革命，而“右”这个字眼则意味着温和与改良。至今，不仅法国，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仍然以“左”、“右”两种概念来分野，可以说其源盖出于法国大革命时的制宪议会。当时不过是一种完全无意的分而坐之，想不到竟对后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此，法国便出现了两种对峙着的政治力量，两副不同的政治面孔，也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法国”。正像著名学者达尼埃尔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这个民族就一分为二了，以致人们长期提到‘两个法国’。即大革命继承者的法国和天主教继承者的法国”，具体地说法国人历来“把主张变动，即是乐观主义和维持秩序，即是悲观主义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把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把平等和等级对立起来。”[1]（p.3）
    如果说，作为学者的达尼埃尔把问题解释得比较复杂的话，那末美国的外交官、著名的法国通波伦却直截了当地把大革命后的法国分成左派的法国和右派的法国，后者的特点是“保守的、实行等级制度的、信奉宗教的和注重军事的。”[2]（p.627）
    恩格斯曾指出，在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3]（pp.290-29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却是，人们所能看到的那种“更加彻底的结局”却往往是左、右两翼的妥协。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1793年6月上台的雅各宾派颁布了最进步的宪法，推行了最激进的土地改革。然而1794年“热月政变”后，大革命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激进的左翼被逐出政治舞台，而温和的右翼却开始执掌大权。此后法国的历史经常重复这样的场景：左派在街垒上奋战，右派在议会里掌权。1830年的七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温和的奥尔良王朝，1848年的二月革命造就了一个温和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的九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给法国带来一个更加温和的第三共和国。
    历史表明：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从未实现过，而斐扬派和吉伦特派的温和思潮却使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相继出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法国自大革命直至戴高乐，一直由中派主义统治着。”[4]（p.403）
    二、极右翼的产生及演变
    法国的传统右翼早为人民所熟悉、所接受，在政治舞台上历来很有影响。他们的活动贯穿整个20世纪，在19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47.88%的选票，在1974年和1978年这一数字则分别为50.66%和51.06%。21世纪更为他们展现了良好的开端，在2002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传统右翼各政党在56个议席中夺得393席，从而结束3次“共治”，组成了清一色的右翼内阁。
    然而法国的政坛是极其复杂的，就右翼而言，除传统右翼外，还经常活跃着一支极右势力。
    极右思潮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复辟时期，在拿破仑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波旁王朝是法国当时极右势力的堡垒。一批反动文人乘机出来活动，全面否定大革命，猖狂攻击启蒙思想，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波那尔特认为宗教性乃社会之基础，鼓吹回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去。[5]（pp.23-29）
    19世纪末，代表极右势力的布朗热主义曾在法国猖獗一时。当时法国正弥漫着复仇主义情绪，一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1882年建立“爱国主义者同盟”，试图通过学校和军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法国，和德国再决雌雄，以洗刷普法战争失败之耻。[6]（pp.166-169）1882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1886年和1888年的多次大规模罢工，局势空前紧张。
    1886年初出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为实现个人野心，决定迎合群众的情绪，走上冒险主义的道路，鼓吹和德国重新开战。同时，他又利用格雷维总统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出售官职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丑闻攻击法国的议会制度，强调病态的法国正在加速没落，为挽救国家，必须全面更新议会。
    暗地里，布朗热则狂热地进行颠覆共和国的活动，他曾化名索拉上校秘密去瑞士会见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后又与奥尔良派首领巴黎伯爵接触，从保皇派那里先后共获得450万法郎的资助。[7]（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