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热的招摇撞骗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获得了“复仇将军”和“胜利将军”的美称。[8]（p.175）他曾在诺尔省、索姆省，甚至在巴黎屡屡当选议员，声势不可一世，只是由于过早暴露了个人野心和王朝主义的倾向，才最终和他的同伙在1889年的议会大选中落败。1891年，逃亡到布鲁塞尔的布朗热自杀身亡，所谓布朗热主义也宣告寿终正寝。
    恩格斯指出，布朗热运动是由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满而引起的”，而许多法国人一时被布朗热主义所迷惑，则是受了沙文主义的影响。[9]（p.139，p.383）恩格斯在这里非常精确地概括了法国极右翼的两个特点。
    20世纪初，又一支极右势力在法国出现，它就是由一份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的“法兰西行动”。它的领袖莫拉斯鼓吹法兰西民族的绝对伟大，为此主张应使法国成为一个“保持严格阶级区分和严明纪律”的国家，提出了“打击整个共和制度”的口号，并倡导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的、反议会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王朝，非常露骨地把极端民族主义和王朝主义结合在一起。由于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法兰西行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史学家本维尔等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0]（p.13）一战期间，莫拉斯和他的同伙是沙文主义者，主张彻底击败德国，并在战后肢解德[1]（pp.89-90）到了二战期间，他们却又投靠贝当政府，成为合作分子，随着德国的战败，只得作鸟兽散。
    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等地得逞后，法国的极右组织也纷纷乘机出来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爱国青年”、“法兰西团结”等。它们扬言“坚决反对醉生梦死的、充斥着委员会和共济会的、商人聚集咖啡馆的法国，不惜一切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12]（p.187）
    成立于1927年的“火十字团”最初仅是个退伍军人的组织，自1929年拉罗克上校出任它的领导后，势力逐渐扩大。1934年初已拥有成员3.5万人，同年夏天增至10万人，1935年达20万人，1936年初又猛增至45万人。[13]（p.160）拉罗克公开提出的口号为“劳动、家庭、祖国”，但同时又要求全面改革国家体制，加强行政权力，扩大总统权限和限制议会权力，也就是和其它极右势力一样，把矛头指向议会制度[14]（p.213）。“火十字团”下属有“火十字团之子”、“国民重组和国民志愿队”等外围组织、拥有步枪、机枪等武器，并和军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俨然是一个准军事组织。[15]（p.111）“火十字团”善于应变，曾几度易名，但最终仍难逃瓦解的厄运。
    20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出现的极右组织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纷纷土崩瓦解，法国的极右势力也一度销声匿迹。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普扎特运动是法国极右势力的又一次表现。当时困于殖民战争的第四共和国政府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只得增加赋税，一时名目繁多的税收铺天盖地而来，竟达3250种之多。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自1940年后，法国平均每年约增加10万个小商店；到1954年时，全国约有130万家小商店，雇员达224万人。由于商品经常滞销，小店主们早已入不敷出，沉重的赋税更是雪上加霜，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954年8月，政府通过《多勒依补充法》，宣布今后有权监禁所有的抗税者，更激化了双方的关系。[16]（p.79）1953年夏，在一名普通的小店主普扎特的领导下，成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最初仅提出减少税收和保护中、小企业等经济方面的要求，其成员迅速增加，到1955年时已达50万人左右。[17]（p.414）
    普扎特则抓住时机，展开蛊惑人心的宣传，声称将反对“政府官员、懒散的知识分子和被数学弄得迟钝的技术人员”，然而支持诚实的人，即“中产阶级，民族的脊梁”，也支持“善良的小店主”、“没有高等学历和政治科学文凭的家庭主妇”，以及所有“反政府的人”。[18]（p.392）不仅如此，普扎特还在1955年出版《我选择了斗争》一书，书中完全模仿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的腔调，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建立个人独裁，从此被人戏称为“阿道夫·普扎特”，也表明普扎特运动已带上极右性质的色彩。
    1955年2月24日，普扎特在巴黎聚集10余万来自外省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举行声势浩大的“冲击自由”大游行。同年秋天，他又提出普扎特运动的竞选纲领：召开总议会，打倒分裂国家的各政党，通过独立劳动者去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所谓的“法兰西博爱”之中。尽管这个纲领异常模糊，但在1956年初的议会选举中普扎特分子竟获得11.5%的选票，在议会中共得52席，使全国上下大为震惊。
    然而就像布朗热运动一样，普扎特运动也是来去匆匆，它的顶峰也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自1957年便日趋没落，到第五共和国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代表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体现了法国社会中反对变革的倾向，所以失败也就是必然的。[19]（p.271）
    自19世纪末起，法国的极右势力相继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提出的口号和政纲五花八门，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也千差万别，但却具有以下共同之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制度相结合成为极右翼的共同纲领；极右势力的抬头和经济危机及政局动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右势力的得逞客观上反映了传统右、右翼影响的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