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把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革命前的那些年月称为启蒙时代。这一时期，是启蒙运 动“真正重要的阶段”（注：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1页。）。作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 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 文学、教育学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文化新气象。其中，历史学作为一个新兴而重要的 思想领域，其知识地位得到首次确认，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力量。
    一、18世纪理性开启历史新方向
    通常人们把18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定为“理性主义史学”，因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 特征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一股弥漫整个欧洲的社会思潮，因而历史学领域也不 例外。（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然而何 谓“理性”？则大多不予追究。正如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18世纪的 精神通常被描述为一种‘理智的’精神。但是，如果理智主义意指一种超然冷漠和抽象 玄奥的态度，并与实践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实际相脱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描述 会比这更不恰当，更易为人误解的了。”（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 999年版，第219页。）可以说“理性”是一个极易引起分歧而又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 。18世纪理性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比较朴素意义上的、古典意义上的理性 。
    18世纪理性是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当时的启蒙学者把理性看作是与宗教信仰相对 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是“人类 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 。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结和颂扬了启蒙 运动，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 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 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 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因此，理性是自然而然的智慧，理性是通向真 理的直接向导。
    不过，18世纪理性也是与形而上学体系相对立的。与17世纪唯理论理性相比，18世纪 理性更富有古典哲学的意味。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专门考察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分析了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相似性，指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18世 纪的哲学家也崇拜经典的古代。又像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抽象哲学体系没有耐心， 不仅攻击天主教经院哲学，而且也攻击笛卡儿的唯理论。他们在说理性的时候，心中想 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 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17世纪笛卡儿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对形 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问题 。（注：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美国历 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揭示了“近代头脑”更关怀事实和现实的思想特征，“近代舆论气 候的性质乃是事实性的更多甚于是合理的。支撑我们思想的那种气氛是如此饱和着现实 性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只消有最低限度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很容易过得去了。”（注： 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
    18世纪理性与笛卡儿唯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旨趣，“其基本前提，不是知识必 须形成体系，而是它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断语：“启蒙运动的灵感部 分来自笛卡儿、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等的唯理论，但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艾萨克· 牛顿和约翰·洛克”。（注：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01页。）可以说， “敢于认识”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而“实践成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哈多克：《 历史思想导论》，第94页。）。
    如果说17世纪的唯理论理性具有一种“体系癖”，那么18世纪理性则是冲破唯理论体 系的“独创力量”。对于18世纪启蒙理性，卡西尔有着更冷静的分析和更富建设性的思 想体系。卡西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18世纪理性的内涵与特征，指出18 世纪理性不是先天存在概念，而是作用概念、功能概念，它具有分析还原与理智重建的 双重功用。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注：卡西尔：《启蒙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2页。）正是这种功能上的理性而非纯逻辑演绎的 理性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其出发点也是结果，是旗帜也是前进的动力，是 它特殊的魅力也是真正的体系价值所在。卡西尔说：“或许没有哪个时期会像18世纪那 样，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较为完全的和谐。一切思想都立刻转化 为行动；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般的原理和依照理论标准而下的判断。正是这种特征给予 了18世纪的文化以力量和内在的统一。”（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第219页。）
    历史知识地位的确立伴随着启蒙时代一同到来，并非偶然，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 系。换言之，为什么18世纪能够开启通往历史的道路，可以从18世纪理性观中得到解释 。具有发现真理的力量和内在统一的18世纪理性将历史纳入了哲学思考的范畴，抑或说 ，启蒙运动哲学本身需要历史的观点（指研究方法）。启蒙思想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 意图和决心乃是要把思想和概念、事物的真相和事物本身都看作是变化着的实体，它们 的特性和意义在任何时刻都只由于把它们看成是一场分化、展开和耗损与补充的永不休 止的过程之中的若干质点才能把握。”（注：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第27页。）18世纪对历史举起了理性的镜子，通过镜子的反映观察理性的历史面目。 而在17世纪唯理论哲学中，历史无甚地位，笛卡儿认为哲学意味着系统全面的思考，而 历史不过是“想象力的娱乐”。虽然“笛卡儿就其个人而言，也许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感 兴趣，并时常也许会陶醉于某个历史作家的著述。但是他从不认为这种兴趣与哲学和科 学有什么关系。”（注：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在笛卡儿的教育理想中，历史被认为是教育中多余的甚至必须放弃的东西。与此不同， 18世纪提出了历史领域中关键性的哲学问题，探讨了历史的可能性的条件。“18世纪致 力于对历史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认清一般和特殊、观念和实在、法律和事实之间的关 系，精确地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由此而把握历史的意义。”（注：卡西尔：《启 蒙哲学》，第192页。）在理性与历史的关系上，不仅理性对历史具有意义，而且“历史 研究乃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必要手段之一”（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8页。）。 历史求助于理性，理性求助于历史，结果就是理性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新综合。18世纪用 综合的理性取代了分析的理性，用能动的理性取代了静止的理性。正是理性本身投身于 历史流变的激流，在急流中找到安全，维护自身的稳定性和恒久。而历史就成了依理而 动的历史。这种理性观预示了一种新历史观的黎明，奠定了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地位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随着18世纪的开始，近代思想的一个新方向出现了。”（注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