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入宽阔的历史领域
    中世纪屹立的通向知识的三条大道：神学、哲学和演绎逻辑，已不大起作用了，18世 纪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开创了从事实出发的思想新路，正是这个新的知识纲领 ，开辟了宽阔的历史领域。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皮埃尔·培尔为我们作了最初的引领。培尔以《历史批 判辞典》冠名著书，闪耀着最基本的事实精神。培尔喜爱事实、醉心细节，他不仅把“ 事实”的本性理解为素材，而且津津乐道于为获得这些砖石而必须从事的思想劳动。他 以把描述同一事态的、互不相容的上帝箴言并列在一起，并把这些公认的看法置于荒唐 的境地为乐事。“他以无与伦比的敏锐的分析艺术，无比清晰地剖析了所有关于事实的 判断赖以建立的复杂条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9页。）因而“事实” 不再是历史知识的开端，相反，是历史知识的终结。培尔以对历史真理的主观起源和条 件的考察，打破了《圣经》或教会学说中的武断结论，成为18世纪“历史理性批判”的 先驱，“培尔的《辞典》已经锻造了解放历史思想的武器”。（注：卡西尔：《启蒙哲 学》，第202页。）
    而对孟德斯鸠，与其说富有事实精神不如说是法的精神，即注重从事实中提取一般原 则。孟德斯鸠把“理想典型”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对“气候、宗教、法律、治理 原则、过去事例、习惯风俗”那些合起来形成社会“总精神”的一切方面，进行比较研 究，构建了一种历史、社会理论的模型。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不是描述各个不同的 法律体系，而是根据一个体系区别于另一个体系的总的特征，来作出分析。他认为，是 法律的精神，而不是文字能够使立法者理解生活方式各个不同的面如何结合在一起，并 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看来，共和制、贵族制、君主制和专制等政府形式，并不是 各种偶然获得的属性的简单集合，而是某种原则的表现。他试图概括各类政府的典型及 其它们在精神动力或道德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诸如维系共和制的原则是公民的美德， 贵族制为节制，君主制依赖于荣誉原则，专制则以恐怖原则为基础。上述原则会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孟德斯鸠对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之间的区分是关键性的。 “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之间的区别是：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 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 （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4页。）孟德斯鸠总结说：“各种政体的腐化几 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 版，第37页。）国家的个别制度和法律的缺陷并不可怕，相反，如果原则败坏了，如果 内在动力削弱了，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法律也不能提供保护。孟德斯鸠着意探讨原则，但 他并不把多种多样的历史实践归结为一个绝对僵化的模式。他考察了地理环境对“政体 的原则”的影响。孟德斯鸠了解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他误解了这些 差异的本质上的特性（在自然科学巢臼里思考历史，犯此错误在所难免）。尽管误读了人 与环境的关系，但他坚持经济因素，认为经济因素奠定政治因素，这不仅就其本身而言 是重要的，而且对未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况且他还认识到“人性的永恒而 普遍的原则”终究是相对的，在某些气候下适合于人性的东西，可能很快就在别的气候 下并不适合于人性。孟德斯鸠是“具有最深刻的历史感的”，而“《论法的精神》是为 历史哲学建立基础的首次决定性尝试”。（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03页。）
    如果说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法精神与历史精神是一致的，那么伏尔泰则把历史精神扩充 为人类精神。伏尔泰的主旨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关系。人类精神进 步史成为一种新型历史的主题。启蒙运动的两大信念理性与进步在伏尔泰的历史思想中 达到了和谐统一，他认为历史学应当能够类似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能在 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隐藏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只能在人性中找到。因此，历史学家 应当不再只留意政治事件、巨大王国的灭亡和帝座的崩溃，而应当研究文明的进步。伏 尔泰一反以往的神话史和英雄史，而注重对人类内心生活过程和转变的揭示，注重对文 化成就的考察和总结，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目标是“不 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 貌。”（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而这一研究 宗旨在他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中，得到继续贯穿，由一民族而多民族，由法国 而世界。伏尔泰成为第一位试图在进步模式内叙述世界历史的人，其同时代人杜尔阁的 《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述》、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都是对这一进 步史观的直接继承。“伏尔泰是18世纪最先树立的经典榜样，是重新创造并体现了伟大 的历史杰作的典范的思想家。”（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5页。）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杰作，然而与伏尔泰有许 多不同。该书上起罗马安东尼时代，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期间跨越了1300多年 ，范围遍及古代世界的三大洲。它描写了野蛮状态在欧洲的扩散，而且它的叙述显示出 野蛮主义和宗教胜利的东西。吉本在人类非理性本身之中发现历史的动力。先是安东尼 时代，文明达到精致复杂的水平，随后的时期无法与之相比，最后帝国的范围与基督教 阴险的影响耗尽了罗马的才智，使之既不能控制自己的机构，又不能抵抗蛮族的侵入， 给帝国带来生命的精神已经腐败了，欧洲从罗马崩溃到文艺复兴畏缩而蹒跚的开端是一 个放荡而悲惨的故事。吉本的史著表现了对“哥特”文化的轻蔑和相应的对古代的崇拜 ，“这种有关往昔黄金时代的概念，赋予吉本在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中以一种颇为特殊 的地位，一方面使他同化于他的前辈，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使 他同化于他的后继者，即18世纪结束时的浪漫主义者。”（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 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8页。）
    休谟也对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一般类型怀有质疑。他在《人性论》中表明：渗透在启 蒙运动的历史、政治思想中的知识理论，对特定的道德或立法的纲领没有提供特殊的根 据。他对任何从抽象的原则演绎出一个立法大纲的企图都抱有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不可 以从哲学探究的基础出发，规定具体的、必须流行的道德原则。他说：“理性是、并且 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注： 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休谟在《英国史》中，说 明17世纪英国内战的悲剧就在于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王室和议会双方都特别喜欢使用关 于抽象的权利的语言，来讨论政务的处理，而对政治自由必须依赖于稳定的、起平衡作 用的法律则缺乏认识，使得那时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漠视它们各自可以要求的特权。正 是宗教热和政治无能的结合，确定了宪法上的适当调整只能通过内战的各次事变强加于 国家，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深谋远虑。休谟注重历史领域的流变而不是18世纪“理性”看 待历史现象所强调的恒一。休谟以“想象力”对抗抽象理性，把想象力视为所有历史思 想的基本力量之一。休谟不相信能把握自然过程的终极意义，能揭示它们的计划，他抛 弃了关于事物的内在关系的问题，而满足于纯粹的景象。“留神观看从古至今全人类的 去除任何伪装的真正色彩吧，在人类生活的途程中，这些伪装使多少观看者困惑茫然， 无从判断。还能想象有什么比这更宏伟、更绚丽、更有趣的景象吗？有什么感官的或想 象力的愉悦能与之相比呢？”（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0页。）休谟对任何草率 概括的抵制和对纯事实的关切，暗含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倾向，他的学说主张特殊有其特 殊的地位，并为承认特殊开辟了道路。
    18世纪晚期赫尔德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找到了对个别性的哲学定位和表达，并据此 迈出了征服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一步，他打破了笼罩在历史头上的同一性幻觉，赋 予历史每一新创造物以独特的形象和独立的存在方式。由于历史不断地生产新创造物， 因此，与历史相比较，不仅所有抽象概括苍白无力，而且，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他 的标准符合他的主题，而不是反过来使他的主题符合统一的、既定的模式。赫尔德说： “让某人画出一整个民族、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他会画出什么样子呢？让他描述象海 浪一样前后交替的各个民族和永恒变化的各种事件，他的描述会是什么模样呢？”（注： 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24页。）难道不就象一个北部山谷中的哲学家，手里拿着他 的时代儿童用的秤，能比天意知道的更清楚吗？赫尔德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 ，“每个民族都有深刻的民族特性”。每个民族的幸福就在于发展它自己的民族需要，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在目标、习惯和价值上才能彼此不同，文化是不可通约的。就这样 ，赫尔德以拷问和批判，以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界，开浪漫主 义史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