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印记及其影响力量
    启蒙时代确立了历史学的知识地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形成了独特的印记，并为19世 纪“历史学的世纪”的全盛，创造了历史前提。
    启蒙运动的历史信念是建立在经验科学模式上的，既然人用观察、分析和实验的方法 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亦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质。而历史的进步性、启蒙学者的 人类观念、世界主义以及乐观主义均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这样就最为有效地摧毁 了神的计划，在历史知识中就象在自然知识中一样摒弃了神学。历史学家不再把上帝作 为历史活动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获得巨大解放的18世纪历史观成 为“朝着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3页。）。
    （一）历史哲学的创立。黑格尔将研究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 ；哲学的历史。他为历史哲学所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 思想考察罢了。”（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而“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 ，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页。）伏尔泰 第一个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个术语。1765年他以《历史哲学》的标题出版了他的著作 。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 它可能隐含的意义。他认为全部的历史的解释都服从于一种定向的价值、一种理想的手 段。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就是“以庆祝一个开明君主统治下理性的胜利这一方式构思 而成”。（注：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第101页。）伏尔泰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存 在过四个开明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第一次繁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明 ；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出现；路易十四时代，这时“人类的理性这时已 臻成熟”。（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7页。）伏尔泰企图表明：由于在政治 经济上应用了理性原则和对艺术、科学的庇护，法国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至于其他时 期，由于缺乏理性，几乎缺乏历史。他对细腻地描述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不感兴趣。“ 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 ，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 。”（注：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10页。）显然，对伏尔泰来说，他不是为过去 而研究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历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人类精神进行自我教 育的工具。伏尔泰在历史中寻求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把理性精神、哲学理想投入历史 ，将历史和哲学融合起来，使历史学成了一门以实例为训的哲学。
    这样，启蒙运动的历史学成为一种“精神化了的实用主义”（注：克罗齐：《历史学的 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3页。），以前例进行教育的哲学。“‘历史 哲学’几个字后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初是用来描绘那种可以从历史获得的帮助，帮 助的形式是忠告和有益的教训，它所受到的是不怀成见的研究，也就是说，唯一的‘前 提’是理性。”（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99页。）尽管18世纪的历 史学家太喜爱理性，以至于为了理性不惜把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尽管18世纪历史观“ 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但启蒙运动仍大大增加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在他们著 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它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是由于 开明君主的意志，也不是由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硬性计划，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 即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非理性本身在其中，则只不过是理性的一种伪装罢了。”（注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1页。）
    （二）文化史研究之奠基。文化史研究不仅是史学领域的扩大，而是使历史变得更内在 了，发展了它的内在性。启蒙史学研究人类、人的历史，并将理性贯穿其中，因而文化 史的产生便是自然的了。启蒙时期伏尔泰的两本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 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先例。伏尔泰认为，以往的历史编撰的真正弱点，一方面是用神话 来解释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英雄崇拜。而这两个弱点相辅相成，其实只是同一个基本 缺陷的双重表现。因为对英雄、领袖和统治者的崇拜就产生于历史作家的神话化倾向中 。伏尔泰重风习而轻战争，从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他认为，除非考察艺术和科学的进 步，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精神的进步。他注意到社会学的细节，描述各个时期的社会 状况、家庭生活形式和工艺的种类及其进步，他甚至利用词源学追溯字母表，来证明谁 曾是该民族的真正老师。伏尔泰制订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史观。 它成为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滥觞。
    （三）开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18世纪哲学的历史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即对人类进 步的信念和对人性的本质是静止不变的，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一样的同样强烈的信念相 互矛盾。卡西尔曾诘问过：如果人类精神永恒不变性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精神的真正实质当与一切历史事件不相干，而这些事件也不会影响它的最内在的本质。如果 确系如此，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历史吗？因为，一旦深入闪闪发光的现象的表面之 下，趋近那些始终如一的潜藏原则，所谓变化和发展的错觉岂不会立时烟消云散？伏尔 泰在《风俗论》结尾有一概括，可视为是对此的回答：“一切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事物在 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一切可能取决于习俗的事物则各不相同，……土地到处都一样 ，但是种植出来的果实不同。”（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版，第481页。）这表明伏尔泰认为进步与人性本身无关，而仅仅涉及人性之客观的、经 验的表现。历史进步的意义就在于使理性得以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伏 尔泰的这种历史编纂观建立了为此后启蒙时代一切历史学家所遵循的纲领”（注：卡西 尔：《启蒙哲学》，第214页。），即使休谟对抽象理性抱有怀疑，他的批判方法仍依赖 于同样的关于人性一律的假定，而且从未表示过怀疑，他说：“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 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事情。历史的 主要功能只在于给我们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来，它指示出人类在各种环境和 情节下是什么样的，并且供给我们以材料，使我们熟悉人类动作和行为的有规则的动机 。”（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6页。）然而这一 假定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由于假定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就使自己不可能达到人性本 身的历史这一概念，从而用同一性、普遍性、世界性，否定特殊性、民族性、多样性； 二是导致一种对过去也对未来的谬误见解。否定过去、“千年空白”；期望乌托邦、“ 千年福”王国。（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5页。）对这种缺陷，早在同是 启蒙运动中人的卢梭那里就有所纠正。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但他对启蒙运动的原则的不同解释，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运 动之父”，他“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人”。（ 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5页。）卢梭学说中蕴涵 了浪漫主义历史的观念。卢梭对人性的形成和变化具有独特的眼光，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同时人的本性又是变化的，其变化是受社会因素驱动的。他在《论不平等》中阐述 了“人类的心灵和情欲是如何在不知不觉的变坏中，变更了它们的本性”（注：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7页。），因而，“此一时代的人 类不同于彼一时代的人类，狄欧若恩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他想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找 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那个时代的人。”（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第146-14 7页。）卢梭由于强调人性的不同，成为民族主义的先知。而他的公意论的政治理想，他 的童权论的教育法则，应用到历史学上则意味着，历史学家不应该鄙视以往的时代，而 要在其中发现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历史学家必须以尊重和同情的态度看待人类的童 年，它保有真正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卢梭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乃是这一习惯，即 返观原始时代作为是代表着具有其自身价值的一种社会形式、具有一种已被文明的发展 所丧失了价值。”（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9页。）卢梭虽在这两方面作 出了解释，但真正突破启蒙运动历史观念的是赫尔德。正是赫尔德作出了实质性的进步 。发表于18世纪晚期的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阐明了人性的新概念，人性 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不是到处都一致的某种东西，人类本性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他 的基本特征只有在特殊的事例中进行单独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到。这样，古代的、民族的 、地方的、个人的，都成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浪漫主义史学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本性 不再被认为是永远不变的，风俗和习惯的多样性，不可能靠遵从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 的方法来解释。赫尔德是突破此巢臼的最初之人。但是，赫尔德与启蒙时代的决裂并不 是突如其来的，“只有沿循启蒙运动的足迹，他的前进和上升才有可能”，如果说启蒙 运动的最高荣誉象征是康德，那么它在历史哲学上的最高成就是赫尔德。“启蒙运动为 浪漫主义运动锻造了武器。……没有对启蒙思想的继承，浪漫主义运动既不可能取得也 不可能维持它自己的地位”（注：卡西尔：《启蒙哲学》，第192页。）。
    启蒙时代历史观的核心是进步史观，但与其说启蒙时代历史观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已 完成了的固定形式，倒不如说是一种朝各个方向发生影响的力量，其历史哲学的创立、 文化史研究“范式”以及对浪漫主义史学的开启，不仅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带上了特有 的印记，而且更多的是这一影响力量的标志和体现。正如克罗齐所言，“启蒙运动的胜 利和下场是法国革命；同时也是它的史学的胜利和下场。”（注：克罗齐：《历史学的 理论和实际》，第209页。）也许启蒙时代历史学的奥秘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