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腐朽和没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虽然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占主导地位，却以其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在政治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强制的手段，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破坏腐朽的生产关系。这时的社会性质，从政治上来说，已被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那个阶级所掌握；从生产关系的量上来说，它还不占多数的地位。这一矛盾的出现，正是社会形态过渡时期，各种力量斗争比较激烈的基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所以那么激烈，社会那么动荡不定，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矛盾的表现。严格说来，这种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双重的，两种生产关系量的变化都处在临界点上，从量与质的关系上来说，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所以它并不明显反映量变对性质的影响。
    第二，定性不以量的变化为基础，只要有一定量的存在，不管其如何增减，都不会影响性质的变化。如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小农（自耕农），从阶级范畴上来说，它大量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封建经济形态的一部分。但是小农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补充部分，它从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在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有相当的数量存在，它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矛盾，而成为补充的经济成分。小农在任何的社会经济形态下，都不居主导的地位，不是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决定成分，所以它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社会性质的稳定。它的这种依附和补充的地位，就决定了它的量的变化，并不影响自身的性质，也不影响它的存在地位。自耕农的经济，虽然在各个社会中，都是一种分化的不稳定的经济形态，但它却能在各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延续下来。所以从属性上来说，小农经济量的变化，都对它的性质没有影响。
    当然，小农经济因为是一种补充的成分，它依附于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就取得了某种社会形态的补充性质。在奴隶社会，它作为自由民，是奴隶主的同盟军；在封建社会，它既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一个基础，又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主力军；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曾作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参加过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又成为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但不管其依附和存在的性质有什么变化，作为小农的某些阶级属性，它却一直存在着，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它在定性上的稳定性。
    第三，定性与定量的概念互不发生关系，定性不以量的存在和变化为基础。这种定性和定量的关系，各自独立发展和变化，彼此不发生影响，或者虽然有某种关系和影响，但对定性没有关联。比如宦官，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产物。他们大多数被终身禁锢在深宫之中，干着“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④的下贱差事，是皇帝的一种特殊的奴隶。宦官在各个朝代数量上不等，地位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宦官专权的时代，象唐玄宗晚年高力士专权，“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⑤，虽然显赫一世，但并没有改变宦官的固有性质。
    在时代性与规范性的一些定性概念中，其属性是由本身的某些特点所决定。象宦官是“刑余之人”，只要受了宫刑进入宫中服役者，就都是宦官；进士是封建时代经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定资格的知识分子，不管考取的进士多寡或作官的大小，都不会影响进士的性质；隋唐五代的部曲是一种家奴，“部曲奴婢是为家仆”⑥，可以随意买卖，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户籍，从数量上说它一直在减少，宋以后就基本消失，但其属性一直未变。凡此等概念的性质，都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它在数量上的涨落变化，都不会影响其属性。
    量化是不是历史研究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历史科学，比较重视定性的分析和描述，不太重视量的统计；如果必须用量来表示时，也大多只用笼统的虚量来加以说明，如“过半”、“十之一二”、“成倍”等，就是常用的虚量辞。这确实是我国传统历史科学的一大缺陷。现代科学发展的明显特点，是愈益深刻的数学化和机械化，电子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加强了这一趋向。历史科学由于传统的不太重视数量研究的缺点，现在也明显地受到了这一发展趋势的冲击，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从50年代末开始，把数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的领域，开始出现了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计量史学，就反映了这一发展的趋势。根据保·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时说的：“科学只有在成功地应用数学知识的时候，它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的看法，历史科学走量化的发展方向，这是今后的一种重要趋势。
    对历史加强量的研究，这确实是克服我国传统历史科学不重视量的问题的缺陷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现代各种历史材料的大量增加，历史著述的大量刊布，出现了知识爆炸的局面，如果不用现代化的数量统计和计算手段，仍依赖个人手工业式的搜集和查找，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和科学发展的需要。现在历史研究中大量重复劳动现象的存在，就是其反映。所以，加强历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最新成就，如数学、电子计算机、系统科学等引进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使历史科学的研究现代化，这是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管有些历史学家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因而加以抵触和反对，都无法阻止这一发展的趋势。
    但是也应该看到，历史科学毕竟与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也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也表现在量化的研究上。所以，历史科学在引进和运用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时，应有它自己的特点，而不能不加区别地生搬硬套。
    第一，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是人的行为的记录。但是人是由他的个性、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契机结合成的复杂动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个性，这是难以用量的概念加以表述的。虽然人的组合，比如一个集团或者阶级，它的行为有时也可以用量的概念加以表述，象某一个集团或阶级，在财富占有量上的比率，在政治特权上所占的地位，以及它的涨落的趋势等，就都含有量的概念。但它已经是抽象了的人的组合，失去了人的个性特点，有时并不能说明人对历史的影响。唐朝的安史之乱，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分析安史之乱的原因，由统治阶级的腐败到对少数民族的欺压，都可以从量上作出某些统计，但安禄山的造反与杨贵妃的弄权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安、杨之间的微妙关系，是用任何量的关系都无法表达清楚的。个人对历史的这种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到处都存在，都起着作用。而用量化的研究，无法表达这种作用。所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历史的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