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充满各种矛盾和因素的大的系统工程，各种矛盾和因素在错综复杂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我们认识到了，还有相当多的更为复杂的因素，由于资料和研究手段的欠缺，也由于历史学家思维容量的限度，我们还没有或者认识得很不够。即使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这部分因素，由于它内在的复杂性，就是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手段，也只能对它的一部分进行量的表述和运算，而大部分还是无法用数学的量的公式加以表述的。如果硬要用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述，不但会使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公式化了，还会变得更加难懂，没有深厚的高等数学的知识，就无法理解这些数学公式，这显然与历史研究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第三，量化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目前它在分析和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并不是解决一切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比如国外有人用计量方法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将“七月危机”以来所有的外交文件和电文，都按“敌意”、“友好”、“沮丧”、“满意”加以归类，每类又分为九个不同的等级，这样的计量研究不能说分得不细，也不能说分得不科学，但计算的结果，是战争的可能性随着外交电文中“敌对”情绪的增长而增加。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表象的，并没有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起因。因为外交的电文，常常并不反映政府的真正意图，有时完全是外交上的官样文章，而真正反映各国政府和首脑意图的，往往是私下的阴谋和交易，个人性格和情感对这些阴谋和交易的影响。而这些是很少反映在外交电文中的，甚至在留下的史料和文献中也反映不出来，当然就更难用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了。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应当重视量化的研究，加强量化的观念，对一些能够量化的问题，比如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要尽量运用数学的统计方法，给予精确性的统计和研究。但是社会历史的问题，有些并不以量的方式存在，它们是无法用计量的方法表示其存在和发展的程度的，如果对之非要用计量的方式加以表述，那么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可笑结论来。所以我们虽然应当重视和加强历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但又不绝对化，而是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根据研究的不同对象，给以不同的结合方式。
    注释：
    ①嘉庆《松江府志》卷5。
    ②参见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③《资治通鉴》卷136。
    ④《后汉唐·宦者列传》。
    ⑤《新唐书·宦者列传》。
    ⑥《唐律疏议》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