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而展开的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的第一次重大外交举措，也从此拉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然而，有关日本经济外交起源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战前以出口工业制品、机械等，进口农产品、粮食、矿产原料为主要内容的对中国贸易，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生命线”，不惜以国家的存亡为赌注进行保护（注：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战后初期日本对中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而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则几乎完全停止。日本为何舍易求难，放弃有巨大利益和潜力的中国市场而选择东南亚为对象开展经济外交？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放在战后初期美国东亚遏制的整个背景中加以考察，探讨美国东亚政策演变与日本经济外交对象选择之间的关系。认为阻止中日经贸往来，促使日本开展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实际上被纳入美国整体战略，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一环。日本战后的贸易模式，甚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随之而改变。
    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使得战时美国关于扶植中国成为其远东战略支撑点的设想随之破灭，日本开始进入美国的视野。扶植日本，使日本尽快恢复与发展经济，并使其成为美国的“亚洲工厂”，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然而日本投降后在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全部丧失，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之中（注：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1949年道奇路线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使日本经济回到世界市场上来（注：郭炤烈：《日本和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1950年初，杜勒斯在经过研究后认为，除非美国能提供必需的经济替代市场，否则日本将不能保持对美国的忠诚。杜勒斯及其继任者坚信“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能否通过非战争形式控制西德与日本”。
    然而在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模式上，美国政府内部却存在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本-中国-美国”模式与以五角大楼为核心的美国军方所主张的“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的对立。前者体现在NSC48/1文件中，认为“日本经济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主的基础”，故应允许日本同中国大陆开展除战略物资之外的有限度的贸易，进口必要的资源。与此同时，为避免日本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应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开辟新市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NSC48/1,The Policy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23,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6卷，第1215-1220页。）。1950年1月艾奇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会议上作证时强调，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对大陆进行封锁的任何考虑将是无效的。
    后者是以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地位上升为前提的，也自有其政治背景。1948年3月，马丁备忘录中就已经提出通过战争赔偿来缓解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并以此来刺激地区贸易的建议，将日本经济复兴与东南亚发展联系起来（注：威廉姆·S.博登：《太平洋联盟：美国外交政策和日本贸易复苏，1947-1955》（Willian S. Burden,Pacific Alliance,United Sata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1947-1955），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08页。）。1949年3月，乔治·凯南提出建立日本、东南亚的垂直分工体系的构想：“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应该致力于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作为原材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注：《国务院政策计划小组文件，1949》（NSC51，U.N.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July,1949,The Stats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1949）第2卷，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2-56页。）。促使日本的国际贸易体系与结构的自由化还将有助于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强化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东亚联盟（注：约翰·F.凯南：《回忆录，1925-1950》（George F. Kennan,Menoirs,1925-1950），波士顿1967年版，第388页。）。NSC48/2文件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实力，在亚洲大陆上遏制共产主义。为此，必须断绝中共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联系，不论直接性、间接性的战略物资，一律禁止向中共出口，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替代市场（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Documents of t 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9-1977），美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微缩文档。）。这不仅事关日本经济复兴，而且还将影响着日本未来的政治倾向及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成败（注：黛安娜·B.库兹：《关键年代的外交：美国60年代外交关系》（Diane B. Kunzedited,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Amrican Foreigh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0页。）。
    这两种政策虽然在注重东南亚在美国东亚遏制政策中的地位，试图将日本与东南亚连接起来这一点上不无相通之外，但在中国大陆、东南亚与日本经济复兴的关系上谁主谁从这一问题上各执一端。从1949年秋到1950年3月，美国政府采用的是艾奇逊的主张，规定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及对华经济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鼓励日本恢复发展与新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但必须避免日本在食品和关键性原材料需求上过度依赖中国（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9卷，第833页。）。除了对战略物资进行限运外，非战略物资允许自由流通。
    一方面，出于对新中国本能的恐惧和仇视，美国不仅自己采取不承认政策，而且还阻止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承认。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策制订者们又坚定地认为苏联才是美国遏制的主要对手。
    另一方面，支持中日贸易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且能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帮助日本经济自立。中国是日本天然贸易伙伴，这一点毫无疑问。战前，中国大陆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1930-1939年，对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比例分别占日本进出口总量的12.4%和21.6%，而且，日本从中国进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几类产品，在禁绝中日贸易的情况下，日本虽然可以找到资源替代，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必然引起日本生产和生活费用的攀升上涨，并使其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况且，1950年美国援助日本达2.7亿美元；通过中日两国正常贸易，这个数字到1955年就可以减少到2500万美元；如果没有贸易，则每年援助不会低于1亿美元（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
    1949年7月，麦克阿瑟批准了吉田政府的贸易方案。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统计，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东京与北京之间进行了大约4000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1950年1月，日本得到允许，可以使贸易在同西欧国家一样的范围内进行。1950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比1949年增加1倍（达3900万美元），使中国成为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之后的对日输出第四大国；向中国的出口增加了5倍，达到1964.3万美元。1950年1-8月，中日贸易额为3500万美元，约占同期日本外贸总额的3.3%，其中日本从中国进口额约占同期日本进口额的5%，1950年10月，即使在中国军队已经参战后，美国前陆军部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仍说，如果中国保持和平，只要日本需要煤、铁矿和市场，“则不管意识形态和禁运如何，两国仍将做生意”（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尽管美国战时的远东构想破灭，尽管遏制的铁幕在欧洲已经拉开，美国的东亚政策仍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中国并未成为美国东亚遏制的重点。虽然强硬的美国军方提出了断绝中日贸易并代之以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构想，但此时期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仍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支持与鼓励。这也是美国“等待尘埃落定”政策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