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立即导致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恢复关系（注：黛安娜·B.库兹：《关键年代的外交：美国60年代外交关系》，第270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东南亚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但东京并不认为东南亚对日本是如此生死攸关。用军事手段把东南亚囊括进“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曾经给日本人带来了灾难，而二战以来的日本经济复兴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大多数日本人相信日本的繁荣不能依赖军事力量，而要依赖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以确保其从尽可能广泛分散的途径取得市场和原料。在这样一个供应来源和市场都大大分散的世界里，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地区是不可或缺的（注：亨利·欧文：《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81-82页。）。因此，尽管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日本负有赔偿义务并且规定的劳务赔偿的方式，但是日本并没有立即开展对东南亚的赔偿谈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十分清楚：中国大陆的资源和市场对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失去中国大陆的资源和市场对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错误。日本不想轻易放弃具有重大利益与潜力的中国市场，故在考虑对华媾和时仍倾向于中国大陆。即使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1951年10月28日吉田茂在回答参议员提问时仍说：“日本将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同哪个国家开启贸易关系以及在上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问题。”（注：乔治·弗里德曼等：《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然而，促使日本彻底断绝与华贸易而代之以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策一经制定，行动随之而来。旧金山和会结束后第4天，即9月12日，56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声称“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权，并与其进行两国间接触，是违背日美两国国民最佳利益的”。如果日本不选择中华民国，参议院就将不批准媾和条约。1951年11月，日本国会正式批准了旧金山和约，英国也于12月批准了和约，但和约生效关键在于取得美国参议院出席参议员投票的2/3以上的赞成票，美国参议院坚持一定要等到日本政府在与哪一个中国政府谈判媾和有明确态度后方举行投票。1951年12月10日，杜勒斯作为特使飞往东京，说服吉田茂与台湾当局缔结媾和条约。尽管吉田茂一再申诉“将中国从苏共政治局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日本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应信任日本，让日本作为自由国家的先锋，扩大同中国的接触”，但杜勒斯仍然强调：“日本同台湾政权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佳利益的”（注：细谷千博：《有关“吉田书简”诸问题》，载渡边昭夫编：《围绕旧金山和约的政策决定过程》，研究成果报告书1983年版，第36页。转引自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9页。），并以对日和约不获批准，日本的主权就不能恢复的理由相要胁。同时将一封写好的信交给吉田茂，让其签字后还给自己，这就是有名的“吉田书简”，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和约”（注：石井明：《台湾、还是北京》，载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斐阁1985年版，第69页。转引自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8页。）。吉田茂对杜勒斯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被迫最终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
    美国在努力迫使日本放弃与新中国媾和的同时，积极探讨阻止中日贸易、促进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途径。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宣称，日本能否作为一个可依赖的盟国在于其“保持东南亚传统市场与原料、食品来源的能力，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与美国在日本的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世界失去东南亚将不可避免地使日本最终与亚洲共产主义控制地区进行和解”（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289-1290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2年发布NSC125/1号文件、NSC125/2号文件，1953年1月至6月，又接连发布NSC125/3号、NSC125/4号、NSC1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认为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须进行贸易”（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451页。），而日本有两个主要的贸易方向：一个是南亚与东南亚，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清楚地看到了南亚与东南亚作为日本市场和原材料场地的一些限制：如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慢、贸易和支付不平衡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占其全部出口额的18%；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25%”，“日中贸易的这种发展将威胁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增强对抗的政治和战略的目的；也会使日本在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方面更依赖于中国”（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414页。）。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需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建议采取“引导”和“阻截”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参与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而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在经济和防卫等问题上仍十分依赖美国的现状，要求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政策。艾森豪威尔甚至大声疾呼：“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帮助其谋生的话，那么日本连生存都不能，更何谈留在自由世界之中。现在，如果我们不给其援助、与其进行贸易、不让其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也不去保护其亲密的贸易伙伴东南亚，那么在日本将发生什么？它将倒向共产主义”，在失去日本之后，“美国将被逐出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将成为共产主义的内湖”（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163页。）。
    至此，美国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已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政策，随着1952年4月28日《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大陆被彻底排除出了日本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日官方贸易被强迫中止。在此情形之下，东南亚成为日本在亚洲进行贸易的惟一现实选择。
    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1953年6月16日，第五次吉田内阁公布施政方针，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希望于中国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并以战争赔偿为契机，展开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1972年之前的6位日本首相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所规定的方向，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的。
    从上述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与其说是日本自身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促成的结果。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日本是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日占领政策进行经济复兴和重建工作的。即使在占领解除之后，日本也由于直接间接的各种关系，不仅在经济上相当程度地依赖和从属于美国，而且在军事和外交上从属于美国。这一状况决定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从属于美国的东亚政策，日本的经济外交也必须从属于美国的东亚遏制政策。
    第二，美国促使日本发展对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构想是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中的一环。对于美国而言，促使日本恢复、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有一石三鸟的效果，既可以切断日本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联系，贯彻对中国大陆的严格的禁运政策，又可以在断绝中日贸易的情况下为日本提供相应的替代市场，促使日本发展经济并承担起东亚盟国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日本来加强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抵制共产主义在这个地区的蔓延。这三个目的统一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东亚遏制政策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