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朝鲜战争使冷战白热化，加快了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正式确立的步伐：从遏制对象来说，朝鲜战争改变了中美苏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中国推到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对立面的位置上，从而使美国的遏制有了一个明晰的对象，并因此加大了遏制力度与强度；从战略依托对象上说，日本成为美国冷战遏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东南亚也正式成为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必争的目标。朝鲜战争前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中-美”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当然变得不合时宜，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并对华展开严格的禁运成为美国的既定政策。
    美国与其盟国英国在战后日、中关系处理上存在矛盾。作为战前在远东地区拥有主导权的国家，英国不仅怀有恢复战前在远东地区拥有的巨大利益的梦想，而且有其自身关于战后远东地区秩序的设想：从战略上讲，尽可能地使日本和中国成为抵抗苏联的前线国家，是英国传统远东均势政策的延续；而在经济方面，日本与中国的接近就避免了日本对东南亚市场的过分关注，从而对英国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利益构不成威胁（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2卷，第125-134页。）。出于这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不仅反对对华禁运，而且力促日本与中国恢复关系，主张中国政府具有参加媾和会议的代表权，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英国派遣军队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方作战后，英国仍然没有放弃其主张。为此，美国国务院特使杜勒斯数度访问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莫里松会谈，并于1951年6月19日达成协议：第一，媾和会议既不邀请中国政府，也不邀请台湾当局的代表参加；第二，日本与中国政府还是与台湾当局建交待日本独立且行使国家主权后由其自行决定（注：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当然，美国这一举措不过是缓兵之计，杜勒斯-莫里松协议后来被美国加以弹性理解，即认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前也可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行动，因此，在旧金山和约提交参议院审议之前，美国通过“吉田书简”的发表使得日本保证了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
    对美国来说，最为棘手的还是日本国内的态度，因为日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反对限制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从日本经济自立化的角度出发，日本国内关于日本经济复兴中国不可或缺论、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面媾和论日趋高涨。在1950年1月“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的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上有6位经济学家签名，以日本经济复兴离不开同中国的贸易为理由，要求实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面媾和，其基本观点是：日本欲实现政治独立，必先有经济自立，而“日本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中国，保持着广泛、紧密、自由的贸易关系，乃是保证日本经济自立的前提。日本经济目前之所以呈现对美贸易入超，对英镑集团贸易出超，美元短缺、英镑过剩的局面，正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占比重过低的缘故”。因此，“日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阻碍与亚洲各国贸易的媾和条约”（注：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2页。），尤其是要避免对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造成障碍，“全面媾和，对于日本经济自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与这种“中国贸易不可或缺”论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东南亚贸易的前景极度悲观。这不仅是因为从东南亚进口资源成本偏高，更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资源开发和物资集散体系，多数国家又属于英镑集团。日本民间要求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运动纷纷开展，各种民间贸易组织相继成立。政界内也展开争论，1949年5月24日，部分国会议员成立“中国贸易议员联盟”，该议员联盟在第七届国会上提出《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案》并在参议院以多数赞成而获得通过。在1948年10月到1954年12月，执政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也有其自己的考虑。吉田茂曾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科斯特洛说：“我非常恨共产主义，甚至不愿提起这个字眼”，但“我不在乎中国是红色的或绿色的，中国是一个天然市场，日本考察市场时它就成为一种需要”（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他表示：“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注：吉田茂：《十年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页。），“我们最初的工作应当从俄国人手中把中国拉出来，使其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由于地理上相邻，人种、语言和文化贸易悠远的联系，日本人发挥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注：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1951年1月29日，杜勒斯与吉田茂举行第一次会谈时，吉田茂提出了长期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必要性，他说他理解鉴于现在的中国由共产党统治，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在同中国的贸易上有重大的结果，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人会采取“战争是战争，贸易是贸易”的态度，到那时日本同中国之间就可能进行相当规模的贸易。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和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东亚政策的外部环境，也使美国军方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尽管美国不得不承认从长远来说，中日贸易对于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还是采取措施阻止中日贸易。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包括石油、军火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品禁运。1950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巴统管制制度适用于中国，11月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12月东京盟军统帅部指令日本政府中止对华贸易（当年中日贸易额达5900万美元），不仅迫使日本加入了巴黎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的中国小组，而且使其同意了一份列有400多项禁运品的清单。1951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不仅正式规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物资种类清单，而且规定了美国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日本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就必须依从这些规定。
    为了将日本更加紧密地纳入其冷战体系及平息日本国内高涨的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呼声，以杜勒斯为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策划了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经济合作，即用军需订货和对东南亚进行援助的方式对日本经济进行刺激和提供美元逆差补助，以换取日本对美国东亚政策，特别是对华不承认政策的支持和跟随”（注：威廉姆·S.博登：《太平洋联盟：美国外交政策和日本贸易复苏，1947-1955》，第149-150页。）。其中，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是整个计划的重心。1951年5月8日，美国NSC48/5号文件将“促使亚洲各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当务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做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与对日媾和后都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使其能够从事为美国和亚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第6卷，第33-63页。）。6月27日，美国向日本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更明确地确立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共同防务生产体系之中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即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目的是“使日本与欧洲其他南半球各国一样，参加美国的紧急筹措计划”，具体项目包括出口到东南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第6卷，第887-888页。）。为了使日本政府接受这个计划，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日本因某种理由不能对这个国际计划给予协助，对于确保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将有影响”（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1页。）。美日经济合作把日本置于以美国为中 心的共同防卫体制之中，初步确立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在实际上将东南亚规定为 日本展开经济外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