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史学正面临新的挑战。在新时期，历史科学应如何发展，这不仅是史学界，而且是整个社会都在焦切思虑的问题。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震撼着世界和人类。社会改革的潮流、商品竞争的漩涡和科学整体化的趋势正在席卷全球。自从人类打开了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魔盒①以来，世界几乎失去了控制。人类创造的巨大物质力量，使得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正在被各个学科所肢解、所分割。面对科学界纵横捭阖、屈伸分合的现实，有人认为不必留恋往昔“经史子集”四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②；有人甚至无可奈何地发出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感叹③。这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定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④的观点水火不相容。而且科学整体化的趋势，也要求历史科学固有的综合性学科的因素，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应该走出文献之塔，开放史学之宫，向现实生活的最深层最广域进军，架起通向四个现代化的桥梁，这才是历史科学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应该提出应用史学这一概念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科学是震撼社会的神奇的大杠杆。科学的威信是一种理智的威信，它的论断都是按实验的方式、实践的途径得出来的。近代科学首先通过伽里略和雷奥纳改良大炮和筑城术而见称于世。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长。当然我们决不应该贬损基础理论的意义。有时，基础理论的某一项突破甚至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但是，归根结底它还会深深作用于现实。所以，决不应该轻视科学的应用。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质上更是革命的科学、实践的科学。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因此，从科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都应该着重提出应用史学的概念。
    另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应用是科学发展的目的，又是科学发展的起点，它在认识模式的两个层次上促进认识的飞跃。此外，中国古老的史学传统也一再表明：从孔夫子、司马迁、司马光到梁启超，都是主张“垂训”、“褒贬”、“通变”、“资治”的，要“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在中国，兰克式的“纯客观”的治史思想是基本没有市场的，至少是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学派。中国古老史学的经世传统也可引为当代史学发展的殷鉴。马克思主义一直把历史科学看成是“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⑥。这些都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历史科学，象自然科学的某些学科一样，划分成基础和应用两大部类，来协调学科内部的关系，增强学科的社会功能。
    把史学区分为基础和应用，最深刻的内因还在于学科内部框架结构的合理布局上，在于学科建设的长远战略思考上。为了适应新时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历史科学必须建立一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能在理论上深究又能在实践上应用，形成一种横的多向面、纵的多层次的网络状的学科有机机制，这将会给史学的繁荣带来无限生机。要知道，区别史学的基础和应用是在深触史学灵魂，是在解决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这既将有利于理论思辨的纵深开掘，又会促进实践应用的前沿突破，从而使整个学科赢得战略和战术的全面胜利。
    为了给历史科学注入生机，当前特别需要加强应用史学的建设。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立使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辩证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很多空白研究领域得到了填补。但同时，也应看到：极左思潮、阶级斗争为纲、影射史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人一直热衷于贴标签、搞定性；历史教科书往往被写成双重的三段论--背景、经过、意义，阶级矛盾、人民起义、让步政策；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的分期讨论了几十年，仍然莫衷一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狭窄陈旧的现状不能继续，教条主义的作法必须休止。而打破旧框框、医治老教条最效验的灵丹妙药，莫过于加强学科的实践性和群众性。也就是说，既要改革基础史学的研究，又要建立深入实践、联系群众的应用史学。